落后地区要善于使用金融手段

    本报记者 曹英 张琴琴

　　爱笑的董洪运不怒自威,提问的时候喜欢盯着对方的眼睛,那眼神有时候会穿透到人的心里,下属们大多不敢对他撒谎,大家都说:“这个书记太厉害,怎么啥都懂。 ”

　　董洪运认为官员干事要有胆气、有牺牲精神,不能效仿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由于历史原因,忻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山西省排名相对落后,这让忻州各级政府官员们身上的担子很重。特别是在每年九月下旬举行的现场项目观摩活动上,董洪运对各个项目不留情面的点评经常让县长们压力很大。但恰恰是在这种压力下,忻州的变化让外来者吃惊,一些曾经垃圾堆得一米高的县城已建成国家卫生城市。

　　外人眼中的董洪运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他出任忻州市委书记的五年里,事事尽心尽责。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有一些遗憾未能弥补,其中一点就是忻州的金融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通过金融杠杆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量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力图甩掉落后的帽子。忻州和董洪运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缩影,他的观点和经历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经济转型中欠发达地区对发展的渴求和遭遇到的现实瓶颈。

　　作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既懂金融又懂产业的市委书记,董洪运有一个“金融梦”,就是把忻州的金融产业做起来,通过金融杠杆撬动区域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忻州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发展速度在山西省排位靠前,但经济总量依然偏小,忻州是否具备发展金融产业的条件?

　　董洪运:金融产业并非只有经济发达地区才能发展,金融产业的出现存在一些特殊的规律,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做得很好。五年前我还在山西省吕梁市任市长时,曾在当地做过一个CDM(编者注:清洁发展机制)交易平台,使中国和欧洲的碳排放权一级市场实现了在线连接,这种做法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领先的。

　　山西省有发展金融业的传统。当初山西不沿海,不沿疆,也不沿边,晋商照样发展出了票号,成为金融产业的雏形。未来忻州可以发展包括产业基金在内的各种基金,以撬动资本市场,帮助企业上市。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你在忻州的五年里没有做这个事情呢?

　　董洪运:在忻州的五年里,我有两个遗憾,没能把金融业做起来是其中之一。我曾试图像在吕梁时一样,把金融创新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但还没有做成。原因有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缺乏人才。现在忻州的金融平台和机构都没有建起来,产业基金也没有进来,唯一的成果是将一个化工企业推向了资本市场,成为山西省内第一家在中小板上市的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你的另一个遗憾是什么?

　　董洪运:第二个遗憾是旅游产业上还有一个事情没来得及做。虽然五台山申遗成功、台怀镇创卫成功、雁门关的开发基本完成、芦芽山成功创建为5A级景区,但忻州优质的温泉资源还在沉睡,没有形成规模。之前我们一直谋划要把温泉度假打造成与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旅游等相呼应的产业,将忻州顿村打造成一个旅游的集散地,但是至今这个事情还没有做成,仍在谋划推进之中。

　　未来我们要把这两个遗憾都做起来,其中金融这一块,我们已经设置好相关机构,成立了政府的金融办公室。

　　中国经济时报:除了上述两个遗憾外,忻州下一步的发展你最关注什么?

　　董洪运:我关注农业的发展,而这也与金融有关。我认为农村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必须启动农村金融。

　　虽然现在山西省有“百企千村”产业扶贫、企业帮扶之类的政策,但它仅仅是外力的推动,农村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要靠内生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其途径就是启动农村金融,把先进技术、产业和人才黏合到一起。

　　现在中国的金融产业大都集中在城市,国有商业银行不能广泛地覆盖农村中小企业,因此,需要在农村启动全新的金融体制,引导民间融资借贷流向相关产业,产业基金就是实现方式之一。比如一个铁矿老板卖了铁矿,手上有20亿元,他把钱简单地借出去,不如通过一套完善的金融管理运营模式,将20亿元变成一个杠杆,变成产业基金。这需要地方政府打造一个好的平台,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这些发展都需要相关的人才,忻州如何解决人才问题?

　　董洪运:要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大发展,除了将硬件的城市环境建设好以外,还要有一套体系把人才引进来、留住并发挥好作用。是否能留住人才,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创新驱动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年年底我从天津大学引进一位水利专业的博士后,担任市水利局的总工程师,但他呆了一年后,由于种种因素又回去了。我们要反思,只有留得住人才,并发挥好作用,才能帮助忻州的发展。现在,忻州拿出20套保障房提供给高端人才,并制定了相关的人才引进规划。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曾走过产业无序发展的路子,很多还是先污染后治理,忻州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

　　董洪运: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想解决首先要有好的发展理念。忻州之所以确定要走新型工业旅游城市之路,其中新型就含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内涵;其次是产业的整体规划要包含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然后是在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过程中,要考虑环境的容量,设定相关门槛;再次企业是最终的排污主体,一定要负起社会责任,对环境污染物的防治措施,要做到设计、建设、验收“三同时”;最后是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谁受害谁主张,迫使企业不敢超标排放。

　　总之,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体系,政府、企业、社会要一起行动,防止先污染后治理。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看待不以GDP论英雄?

　　董洪运:中央对地方的考核里,GDP已经不是唯一用来考核的指标。新的考核指标体系既包括经济增长指标,也有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政治稳定等指标,基本覆盖了区域经济和社会民生各个领域。

　　中国各个地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因此GDP的发展程度也会不同,有的地方做了长远打基础的事,当下的GDP可能并没有实现增长。我认为经济的发展是要建立在实实在在的需求基础上,人为堆上去的GDP没有实际意义。同时,GDP的增速需要财政收入作为支撑,只有地方财政收入上去了,地方政府统筹城乡的能力才能增强。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既要在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上做文章,同时也要考虑到欠发达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既不拔苗助长,也不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