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债不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关键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
市政债不是解决 地方财政问题的关键

 本报记者 王 冠

    实习记者 张祎琪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市场对改革的期待已趋于理性。此前众所期待的金融改革，三中全会公报仅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一笔带过，但潜藏于中的诸多表述依然引人遐想，比如，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

    11月12日晚间，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

    她预计，未来两年里政府可能会在放松服务业管制、社会福利改革以及金融市场改革方面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在财政、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21世纪》：你为什么认为市场对改革的预期处于较低的合理水平？三中全会公报中对于金融改革的提法，我们最应该关注什么？

    汪涛：三中全会公报是一个中长期的纲领性文件。国企改革、金融业改革、城镇化、财政改革、房产税、政府行政改革等，都是市场对于改革的期望。三中全会最应该关注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提法。

    金融方面，我们主要应关注“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包括发展债券和资本市场，再加上资本账户的开放，这可能是金融改革最主要的内容。至于如何完善金融市场，公报里也提到“市场”、“价格”，利率市场化就属于这个范畴。另外，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提出的“国际、国内要素的资本流动”，应该是暗示资本账户的开放。

    《21世纪》：有观点认为需要修改《预算法》放开市政债，在你看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关键何在？财税改革会不会为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汪涛：我个人觉得市政债不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预算制度能做出一些转变，比如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其次，事权要明确，哪些事情该干哪些不该干。地方政府不应该花很多钱去发展生产，这个应该留给市场去做。另外，地方政府应该有稳定的税源，或者说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不仅仅是发债，这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方式。

    地方债只是财税改革的一部分，地方财政还应公平地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现在财税改革说要完善立法，可能要修改《预算法》，从而明确事权，把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但公报里并没“支出责任和财权要匹配”的提法，所以这方面在具体改革内容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总体来说，三中全会明确了要“改革税制”，也提出了要“改革预算”、“透明管理制度”和“透明预算”。

    《21世纪》：三中全会闭幕后，哪些金融改革方向值得期待？这些金融创新的细则有望细化到何种程度，对市场会带来何种影响？

    汪涛：一是让市场配置资源，这肯定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方向；二是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债券市场大有可为；三是能否在短期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危机处理制度，鼓励银行加快核销坏账、加速股权融资，这将关系到利率市场化进程相比于市场预期的快慢。此外，继续鼓励发展“影子”银行和贷款证券化，有望短期内帮助银行克服一些限制、从而获得较快发展，但这也可能引发对金融系统的进一步担忧。

    我认为金融创新肯定是必要的，目前中国的融资结构也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过，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其实都犯下很多错误，也就是金融产生信贷泡沫，然后经济进入困难期，我希望中国能避免这样的错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提高生产力，金融创新可以帮助提高生产力，但金融创新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所以微观的改革也很重要，金融只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