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仍是自贸区最大的难题
专访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
本报记者 胡欣欣 上海报道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看来,理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目前面临着的国际贸易形势。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中国需要以自贸区显示自己已经“READY”(准备好了)的态度。
经过上述的分析后,陈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自贸区需要推进的重大改革领域仍是在金融自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我们要用新的视角进行解读。”陈波说。
《21世纪》:按照目前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议谈判的推进,上海自贸区未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陈波:自贸区目前毕竟已经迈了一步,比如负面清单的实施等,但这一步迈得没有这么大,现在需要加快步伐。
从服务业的开放来看,服务业开放的领域要不断扩展,TISA本身就有这样的要求,目前商业、文化领域服务的开放措施的确已经落实。服务业的复制是非常快的,因为其进入门槛低,沉淀成本少。这其中可能要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对国有产业的冲击。但这些挑战和阻力并不大。
自贸区重点需要攻克的难题主要是怎样进行金融自由化,而未来比较重大的改革,也会发生在这个最难也最需要看到的点上。
目前金融的开放已经开了一个口子。比如说保险业向外资开放了健康保险,这是由自贸区将其变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这也意味着其他保险业务可能也会陆续允许展开,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外溢的问题,不可能只限制在自贸区内。
证券领域其实是目前国家比较担心的领域,既怕热钱涌进来,又怕国内资产抽逃。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可能进行的是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期货交割仓库的落地。
而对于众望所归的金融业,业界对于自贸区内“可以试”的态度并不满意。如果大型银行进入的话,可能会有大笔的资金进来,如果试得不行怎么办?所以就需要有透明、详细、合理的管理制度。
其中涉及到的改革,是人民币的离岸业务,是否允许双向流动,这就牵扯到资本项下的开放,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都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还有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自贸区需要提供一个很好的融资平台,至少是融资咨询。另外就是如果走出去后想要回笼资金,是否有便捷、合法的渠道。
很多人担心这会造成国内的金融波动,但是我们要看到自贸区内的开放试验决不是造成金融波动的原罪,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尚未形成。因此资本项下的开放又要跟汇率自由化一并考虑。而资本项下的开放对利率的市场化也有影响。目前外资银行由于资本项下不够开放而没有足够的人民币,而中资银行准入门槛又比较高。
防范所谓金融风险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要金融,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同时,我们不应该再讨论要不要开放金融,而是要讨论开放后如何去监管的问题。目前可能的方法有设立分账账户,对境外资金让其自由流动,境内资金建立一个篱笆监管。
目前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部分属于战略性的投资者,属于长期投资,还在全球配置资源,还没有大量的资金回来,但是海外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之间如何交流,也是金融领域早晚要面对的问题。
《21世纪》:改革内容的不断推进,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会提出新的要求?
陈波:在政府层面上的改革也是自贸区改革的重点,方向就是法律、法规的透明、公正。自贸区目前实施了负面清单管理。实际上,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不仅是准入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是欧美法系的集中反映。
目前我们只对外资的准入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对我们真正利用负面清单管理的优势还很远。我建议,对自贸区里面的运作其实也不妨尝试在将来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因为外资一旦进来之后,什么东西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还是正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不明晰就又会出现。
我们在法律法规方面积极探索的过程中,相应政府职能就要转变,从以前被动式审批、由别人提交合规材料到事中时候主动式的监管。这其中需要监管机构发掘问题,这将使得责权意识明晰,同时提高政府效率,并降低寻租和贪腐的空间。
本报记者 胡欣欣 上海报道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看来,理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目前面临着的国际贸易形势。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中国需要以自贸区显示自己已经“READY”(准备好了)的态度。
经过上述的分析后,陈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自贸区需要推进的重大改革领域仍是在金融自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我们要用新的视角进行解读。”陈波说。
《21世纪》:按照目前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议谈判的推进,上海自贸区未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陈波:自贸区目前毕竟已经迈了一步,比如负面清单的实施等,但这一步迈得没有这么大,现在需要加快步伐。
从服务业的开放来看,服务业开放的领域要不断扩展,TISA本身就有这样的要求,目前商业、文化领域服务的开放措施的确已经落实。服务业的复制是非常快的,因为其进入门槛低,沉淀成本少。这其中可能要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对国有产业的冲击。但这些挑战和阻力并不大。
自贸区重点需要攻克的难题主要是怎样进行金融自由化,而未来比较重大的改革,也会发生在这个最难也最需要看到的点上。
目前金融的开放已经开了一个口子。比如说保险业向外资开放了健康保险,这是由自贸区将其变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这也意味着其他保险业务可能也会陆续允许展开,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外溢的问题,不可能只限制在自贸区内。
证券领域其实是目前国家比较担心的领域,既怕热钱涌进来,又怕国内资产抽逃。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可能进行的是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期货交割仓库的落地。
而对于众望所归的金融业,业界对于自贸区内“可以试”的态度并不满意。如果大型银行进入的话,可能会有大笔的资金进来,如果试得不行怎么办?所以就需要有透明、详细、合理的管理制度。
其中涉及到的改革,是人民币的离岸业务,是否允许双向流动,这就牵扯到资本项下的开放,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都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还有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自贸区需要提供一个很好的融资平台,至少是融资咨询。另外就是如果走出去后想要回笼资金,是否有便捷、合法的渠道。
很多人担心这会造成国内的金融波动,但是我们要看到自贸区内的开放试验决不是造成金融波动的原罪,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尚未形成。因此资本项下的开放又要跟汇率自由化一并考虑。而资本项下的开放对利率的市场化也有影响。目前外资银行由于资本项下不够开放而没有足够的人民币,而中资银行准入门槛又比较高。
防范所谓金融风险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要金融,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同时,我们不应该再讨论要不要开放金融,而是要讨论开放后如何去监管的问题。目前可能的方法有设立分账账户,对境外资金让其自由流动,境内资金建立一个篱笆监管。
目前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部分属于战略性的投资者,属于长期投资,还在全球配置资源,还没有大量的资金回来,但是海外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之间如何交流,也是金融领域早晚要面对的问题。
《21世纪》:改革内容的不断推进,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会提出新的要求?
陈波:在政府层面上的改革也是自贸区改革的重点,方向就是法律、法规的透明、公正。自贸区目前实施了负面清单管理。实际上,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不仅是准入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是欧美法系的集中反映。
目前我们只对外资的准入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对我们真正利用负面清单管理的优势还很远。我建议,对自贸区里面的运作其实也不妨尝试在将来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因为外资一旦进来之后,什么东西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还是正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不明晰就又会出现。
我们在法律法规方面积极探索的过程中,相应政府职能就要转变,从以前被动式审批、由别人提交合规材料到事中时候主动式的监管。这其中需要监管机构发掘问题,这将使得责权意识明晰,同时提高政府效率,并降低寻租和贪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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