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权提速改革效果尚待检验

    [ “两会”后，大刀阔斧的放权成为主唱调之一,一位浙江省的企业家表示，日常政务办理速度确实提升明显，但在核心事项的审批程序上，目前并未有明显感受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爬坡期”，各种质疑和问题常被人们提起。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向改革要红利，推动经济转型成为各界共识。
    截至目前，新一届中央政府已在半年多时间里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达221项。这些政策调整推出快、力度大、领域广，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
    新一轮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之后，社会各界有何感受？近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多名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和学界相关人士，从不同角度探寻政府改革成果。
    多名受访人士表示，此次改革力度超过预期，在日常工作流程上已经有所体现。也有部分企业家表示，核心审批项目方面的改革感受并不明显，但仍对改革抱有强烈信心。
    政府：放权热浪持续升温
    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75项行政审批事项。至此，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简政放权新政再次提速。
    在中央放权大步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放权更是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据本报记者梳理，多省市放权力度达到同期历史最高点。
    今年以来，审批制度改革动作较为频繁的浙江省行政许可事项从1617项减少到1436项，减少181项；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从560项减少到96项。
    近期，重庆市决定下放、委托一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共计63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36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1项，委托区县(自治县)实施行政审批项目6项。
    此外，山东省取消了63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了56项行政审批事项，总计119项。其中，国有煤矿采矿权转让审查权取消，山东还提出，5年内山东省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还有一些省级行政单位在今年7月便有动作。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7月30日的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决定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99项，新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41项，总计340项，是目前放权最多的地方政府。
    放权的数据在地市级更为引人关注。
    9月3日，安徽省宿州市宣布将更多的审批权从市下放到县、区，取消行政审批事项19项，精简下放99项，市级实施行政审批项目仅保留34项，比原有的245项减少86.1%。当地媒体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语称，从简政放权的幅度上看，宿州此举率全省之先。
    而宿州，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这轮热闹的放权热潮是否起到了实际的效果，是否会再次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逻辑怪圈？多名不同领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浅层次审批优势已显现，但核心审批权仍存在较多模糊地带。同时，由于审批权下放得较密较快，部分政府部门在对口衔接和执行力等方面出现一定问题。
    “中央往省市下放权力，省市为了腾出手就必须往下继续放。”一名西部省份的市级官员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半年多来，各级政府一直将简政放权作为主要工作事项来抓。
    上述官员表示，与中央相比，地方拥有更多错综复杂的审批事项，而且越往下越出现叠加趋势，不仅企业叫苦，政府人员也苦不堪言。“因此，在实际的放权中，大部分放权执行得比较到位。”
    对于不少人士质疑的核心权力仍存模糊地带，上述官员并未否认。他称，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每级政府都需要更多的调研和实验论证，市场和企业也需要摸索过渡期，一下子都放下去并非好事。“我不敢肯定这其中是不是有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但即便是有，调整也需要一个过程。”至少目前来看，他的态度是乐观的。
    上述官员表示，本轮放权力度远超过预期，在新旧审批权的接手和下放中，政府工作仍处在一个过渡期。放权使得不少在一线工作几十年的服务人员不得不放弃现已熟悉的业务而开始学习新的业务，大家重新有了危机意识。
    “当然，这过程中也出现了空档，有些人出现无事可做，我们都在积极协调。”上述官员说，后期将会有更多监督和服务的工作需要进行，这些服务人员都面临着新的转型。
    权力下放中另一个不为人注意到的现象就是权力重组后寻租空间被压缩。上述官员表示，过去有群众反映某些事项审批总是出现“打条子”“走后门”等问题。权力下放后一些负责人和负责项目都进行了重组，为避免违规操作和建设阳光政务方面提供了新的机会。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本轮放权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成为众多问题中的关键。
    成思危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要把握好“度”，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更多地在保障公平、宏观调控等方面有所作为。
    对于政府近期推行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政策，成思危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常说精兵简政，而事实上，不精兵是简不了政的，毕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做。”他认为，如果一时减了又要借人就容易造成再次膨胀，这其中的“收”和“放”十分考验政府智慧。
    社会组织：盛名难负？
    政府放权后，放下去的管理和服务谁来做？在本次国务院放权的方案中，在主张把行政权力交还市场的同时，此次改革还提出了，把部分社会管理职权下放给社会组织，“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来管”。
    在新的一轮放权中，各种社会组织表示出了最大的诉求。其中，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各种行业协会表达出对承接政府职能的最大意愿。
    浙江省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会长李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要把一些职能转给行业协会来做，才能真正实现“内行管内行”，对企业的管理将会更具体、更细致、更有针对性。
    不仅如此，诸如汽车行业协会等组织及相关人士也于近期频繁发声，表示希望承担更多职能，发挥更大作用。
    尽管各种社会组织在对政府和市场职能的“补充”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官办色彩浓厚和管理水平低下是目前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组织的主要问题，这制约着社会组织真正有效地发挥其效率。
    刘蔚（化名）在深圳负责一家服务于孤寡老人的非企业单位，采访中，她并不愿意透露机构和个人的姓名，原因是目前这一行的服务单位大多有官方背景。尽管如她一样的许多民间组织有意愿承担更多的服务项目，但在与其他“有背景”的团体的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这一现象在与经济息息相关的团体中更为明显，部分基金会、行业协会、社团法人等不仅具有深厚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其经费和工作人员更大多来源于政府相关渠道。
    刘蔚称，部分团体甚至成为官员“关系户”的接纳地，结果是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与办事效率。不仅如此，类似交通、商贸等重点领域的大协会均依附于官方背景，且成为行业大企业代言人，利益色彩浓重。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近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个转变的根本途径，就是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宋晓梧认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各种社会组织虽有较快发展，但管理方式相对滞后，至今仍然是以行政关系为纽带加以维系，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应当由市场主体自行组织的社会团体“官办”色彩浓厚，就是典型例证。
    “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是实行政企、政社以及政府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分离。”宋晓梧说，必须从市场主体组织行为的角度定位行业组织，不能再把行业组织作为政府的附属物。
    宋晓梧认为，如果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仍然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其作用不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那么政府就是变相在管那些“管不了的事”、“不该管的事”，可能累死不讨好，更严重的是为广泛的钱权交易埋下伏笔。可以说，没有规范的市场主体组织行为，政府转型难以到位。
    此外，各种社会团体普遍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整体素质偏低。河北一名钢铁企业总经理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地某些协会并不具备相关的组织和服务职能。“他们日常的工作更多的是服务于政府某些部门以及组织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
    而在社会团体看来，资金是他们最大的瓶颈。刘蔚称，在一次行业协会交流上，全国多个协会的负责人均表示资金链紧张，这导致其独立性和办事效率都受到影响。在新的一轮放权中，即使有意承担政府更多的职能，从观念、规模及素质方面也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自身的一次整顿，这个过程必须同步。”刘蔚说，深圳许多有此共识的行业协会已经在践行这一点。
    企业：改革感受并不明显
    如何更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新一轮改革中的主要命题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表示，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造成效率低下，这一做法已经过时了，政府权力应逐渐淡化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作用，应该让企业拥有自主权，在继续深入改革的方向上，我国经济形势整体是乐观的，未来20年还能实现经济“稳增长”。
    在新一轮改革中，政府少管和放权已经成为共识，但企业如何适应变化却提及较少。
    成思危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总结为：企业要自强，政府要扶持。他认为，中国有许多企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我们不应该选择减产，而是努力“走出去”，消化这些产能。
    企业努力的同时，政府也要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企业自己决定，但这个过程也受到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因此，企业间有一定的自主作用，推动经济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当大家看好某个形势，加大生产，经济就上去；当需求饱和，企业都减产，经济就下来，这是自然规律。“政府不要去干涉，应该去分析、判断、引导和提醒。”成思危说。
    在各界热烈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同时，处于权力生态链“底端”的企业家其实是最关心放权实际效果的群体。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通讯行业一名企业家今年“两会”期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大倒做企业的苦水。“许多项目实际已万事俱备，可是等审批一等就是几年无回应，这就把时机耽搁了。”他说，更无奈的是在与外企洽谈合作事宜时，他们总是强调合约要等到审批到手才能生效，这让外国商人大惑不解，中国企业也甚感自身气短。
    “两会”后，大刀阔斧的放权成为主唱调之一。近日，本报记者再次电话连线这位企业家。谈及对机构改革的感受，他称日常政务办理速度确实提升明显，但在核心事项的审批程序上，目前并未有明显感受。
    “也许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希望不要太久。”上述企业家说。
    上述企业家表示，在他看来，政府机构改革除了要在管得过宽过多方面做改善，更多的是理清各个部委的职能。“例如三网融合的各项技术准备成熟，局部试点也已展开。但由于事涉两个不同的部委，几经波折三网融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大突破。”他称，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通讯领域，也同样存在其他行业。
    宋晓梧表示，目前政府职能转变远不到位，仍在很大程度上充当市场主体，一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发育还远不成熟，尤其是主体组织行为严重缺失。宏观经济调控是短期政策，市场主体培育是长期任务。治标成绩不小，治本任重道远。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处在探索学习的阶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就是改变过去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上述企业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