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涯积跬步以至千里

    上海自贸区与金融改革的逻辑命题
    “开头难，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对于尚在襁褓中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30年前杜老（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之初的诤言，在30年后无疑像是一句箴言。
    对于上海来说，2003年到2013年，是“尴尬的十年”。1992年开始的浦东开发的改革红利快要消耗殆尽，同时人力成本提高和产业转移使得上海经济面临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挑战。从上海的地缘优势（吞吐量保持世界第一的港口，国内国际海陆空的立体交通枢纽），经济基础（中国最大综合保税区，商业金融中心）和经济辐射（总量达11万亿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带）来看，新的可持续的增长点无疑是贸易和金融服务业。
    然而，没有货物、资金、人员自由流动支持的“贸易”“金融”“物流”中心，注定是跛行的。比如，跨国企业无法在中国境内实现自由的资金结算和划拨；使用期货做套期保值的企业无法在境内实施交割；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所面对的复杂审批监管环境等。
    对于以汇率利率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来说，这个十年，无疑也是“纠结的十年”。在经济总量和金融市场几何级数扩容的背后，越来越多的金融实践创新与制度性的变量滞后僵化之间的矛盾日趋凸显。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汇率稳定”与实体经济生产率的高增长一起，催生了如今高达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通过结汇而买入外币，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催生了货币超发，引发层出不穷的投资品（股票、古董、玉石、房产等）的价格泡沫，导致了吞噬百姓财富和社会福利的通胀。
    治理通胀要“紧缩”，结果又引发民营企业“钱荒”。资产泡沫和“钱荒”的一个直接后果则是层出不穷的“灰色金融”。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得很热闹，可走进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经济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和即将面临的问题：能否顺利地度过这个从“渐进改革”到“渐渐不容易推进改革”的转型期，能否缓和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滋生所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能否实现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除了执政党正在进行的自我约束、自我整改外，在经济上进一步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与35年前相比，现在要改的是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直到目前，中国经济表现还不错，缺乏那种“饿着肚子非改不可”的冲动。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更为紧密相连的国际政商环境，全球金融市场和各个实体经济之间血肉相连，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个小的政策变动都可能生成蝴蝶效应，更何况牵涉到整个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的“金融自由化”？
    内部阻力不小，试错成本过高，纠错能力有限：金融改革陷入一个“改很难，不改更难”的悖论中。
    “自贸区”就在这么一个关头走进了决策层的视野。与上海初期的设想定位略有不同，国务院将“上海自由贸易区”改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要求其经验“可复制”。“试验”这个词用得很微妙很有分寸: 这是一片改革的试验地，和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1992年的浦东开发一样，没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需要自己去摸索，允许而且必然有试错纠错的过程。在“试验”的基础上，来慢慢探索出一条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这个路径是和中国前30年改革的路径相一致的。
    市场的反应颇有些跌宕起伏：从8月末开始“自贸概念”的炙手可热，到9月低调的揭牌仪式后的各种猜测，负面清单和各个部委的支持“措施”出台后，更弥漫着普遍的失望情绪。就像刚拿了诺奖的罗伯特·席勒所断言的，市场常常有“动物精神”，所以对“自贸区”这个概念也怀着过度浪漫的憧憬，尤其期待着一个有着“力度大，覆盖面宽，有实质内容”的“详细”的改革政策和规划。
    如果我们仔细斟酌9月27号出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后面各个部委公布的自贸区特许政策（参见下表），可以看出“弹性大”这个特征——没有非常具体的措施，但给出了一些方向。
    前几天，听到一个企业家说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只要口子开了就好……”这句话里的道理是很深刻的。比如说，上个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包产到户”，一开始只是民间为“吃饱肚子”想出的法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了雏形，直到70年代末，经过各地试验，地方承认、中央逐步吸收的过程，才被立法确认。大概当年战战兢兢按下指印的凤阳农民，也没有想到他们最朴素的“吃饱饭”的诉求会成为“中国奇迹”的基石。
    同样，上世纪80年代为国企解困而逼不得已开始的零星的股份制改革试点，最后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价格双轨制最终演化成为了市场价格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什么“顶层设计”，而是“一个在边际上不断地磨，得寸进尺地不断地往前拱”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贸区和金融改革的逻辑关系，不用理得那么清晰。这不是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也不需翘首以待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告诉我们要干什么。有一个大的方向，容忍，允许，甚至鼓励来自基层的创新和突破，然后渐渐将现实世界中解决问题的路径纳入合法框架，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体制改革”。这个过程的发生发展不可能被“设计”，只能去“试验”、“试错”。有效的中国改革路径只能是“做中学”。
    举个例子，境外期货交割的平台的开放，会吸引海外期货交易所进入，设立期货交割库。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这不过是“一小步”。然而，作为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的市场游戏，期货交割有自己一套规则和标准，牵涉到税收、外汇、进出口、仓储管理和市场监管的各个环节。比如，期货交割进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交割和结算的货币问题，由于区内允许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用美元或者其他货币结算的合约必然会开始试水，在此基础上，其他金融交易合约的货币结算问题也会逐渐慢慢放开，中间有什么问题，再矫正修改。同时，随着交割需求增长，仓储容量也需要不断扩容，由此会引发配套的物流管理不断升级；交割同时也影响到大宗商品定价和套利行为，进一步又提高市场行为规范和市场监管的要求……除了市场培育之外，整个国家行政系统的很多环节(从发改委到商务部，从财政部到海关，从证监会到央行)都会被卷入到这场“游戏”中。
    舞曲响起，只要下场了，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节拍。
    正像中国山水画里讲究“留白”一样，现在的自贸区之所以被称为自贸试验区，是因为这仍是一个宏观框架而不是微观设计，也正是这样一个开放性的框架给未来的微观设计留下了无限的可能性。政策上“留白”的意思就是鼓励先做起来，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发生错误再纠正错误。这正是所谓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