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探求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永佶

　　本报记者 乔国栋 崔克亮

　　劳动是人生存发展的根据,劳动者是生产主体、文明主体,但几千年来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都是只将劳动者视为统治的对象、生产要素和“资源”。马克思第一次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概括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批判资本统治。 《资本论》是劳动者经济理念的概述。一百多年过去,时代大有变化,劳动者的经济理念随现代经济矛盾而演进,如何概括并系统论证,进而从劳动者的理念揭示中国经济矛盾,形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刘永佶几十年执着探求的。下乡知青的经历,让他自觉了劳动者的利益,三十余年的教学研究则是一个劳动者为了与自己利益同一的劳动者阶级成为社会主体,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政治权利而孜孜以求。为此,刘永佶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劳动主义》、《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官文化批判》、《民主新论》、《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主义 主题 主张》等著作。

　　最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刘永佶教授深入阐述了他执着探求一生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我所执者,就是劳动者的理念”

　　中国经济时报:读您的书,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主体、劳动、劳动者、主义、中国矛盾的认识与解决,并由此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请您从个人经历谈一谈为什么经济学理论要以劳动为根据?又为什么以劳动者为主体?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何在?

　　刘永佶:我出生于1951年11月,人生经历的第一个大的社会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当时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是红五类,“破四旧”、批“学术权威”、斗“牛鬼蛇神”,都是这些人。我家的成分是中农,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运动,只能做一个 “观潮派”。但我还是很积极地收集各种传单、小报,了解运动的进展。再就是大量读书,一个同学家里有一本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本书是很难找到的,这是我读得最细、感想最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它使我知道了马克思,知道了什么是理论,从而对社会、理论问题有了内在的兴趣。随后又读了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开始思考矛盾,思考中国。虽然理不出头绪,但思考就是兴趣。

　　1968年底,我回到老家河北省抚宁县牛头崖公社刘家马坊村插队。我父亲是刚解放时参加工作的干部,在秦皇岛市工作。我的下乡是回老家,当时爷爷奶奶还在老家。与一些人所说的下乡苦、累不同,我几乎没有这些感觉,每天都出工、努力干活儿。更重要的是,我把村里几个有些抱负的中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大家兴致很高,想办法买书、找书,特别是到公社供销社的废品站买旧书。大家一起努力,收集了几百本理论、历史方面的书籍,搞了个小资料室。虽然不系统,但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这些初学者的要求。学哲学小组成立一年后,我们把它拓展到整个生产队,天天晚上组织社员们来学习讨论。第一次是带着大家学《矛盾论》,然后就讨论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结论是,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领导班子不行,队长性格软、怕得罪人、不敢负责任。矛盾找出来了,就张罗着改选,选了队长,生产队面貌大为改变。我也体会到了学以致用的道理。

　　这个学习小组,对我特别重要,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农民的朴实和他们对集体利益的关心。而因为学大寨走形式,挖人工湖、修梯田等都没有什么成效,社员们的心气不高,加上农忙,全队的学习也就暂停了。这对我是个大打击,也是大刺激。我用两三个月时间梳理和总结学习小组由兴旺到衰落的过程,从农民个体观念到生产队,再到社会和历史找原因,把刚学到的理论都用来分析这个由我发起的组织的盛衰。这个总结写了十几万字,如果算书的话,这算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吧。

　　全生产队的学习停了,但我们几个人仍在坚持,后来农闲时又恢复。我个人读书的兴趣不仅没减少,反而更强。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写笔记,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斯大林的代表作,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真读了。读得最仔细的是《毛选》,先用毛笔抄了一遍,再逐篇写笔记,用了近一年时间,不仅学习理论,还认识了近代史。此外,还读了《荀子》、《老子》、《论语》及《唐宋文举要》等古书。

　　从1968年底到1974年秋,我在生产队踏踏实实地干了五年半,期间做过生产队长、团支书、民兵指导员,还当了唐山地区和河北省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也因此,1974年在团县委柳宝全同志和县委书记董静华的支持下,被推荐上河北大学,并选了最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在农村的五年半,使我像一粒种子种在土地里,扎根于农民。对 “劳动”、“劳动者”、“劳动主义”、中国矛盾,都是从那里开始认知的。我深切体会到:农民有内在的民主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它不是硬压出来的,只要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在一起,他们是相当明白的。只要组织得当,他们是乐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需求。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在农村的时候,我就盼两件事情——生病(极少)和下雨,这样自己就有时间读书了。到了大学后,有了充分的时间看书。我深感自己读书不系统,入学之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自学。上学那三年,没听过一堂课,因为老师讲的我以前都读过,但课下常跟老师请教和讨论问题,老师们也乐于指导我。那时纪律很严,课还是要上,我每堂课都在教室,坐最后一排,按自己的计划读书、记笔记。前半年集中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又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一本书稿——《“矛盾然而是事实”——黑格尔逻辑学批判》,三十多万字。 1975年下半年,又读了《资本论》、《哲学史》、《经济学说史》等著作。1976年上半年专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蒋光远老师指导下,写了六七万字的稿子。1976年下半年到唐山抗震救灾,利用业余时间在防震棚里写 《资本论的逻辑》,1977年上半年完成。当时写书,只是学习的一部分,根本没考虑要出版,只是要以写书的形式整理思想。但也正是这样的思想,使我成了一个自愿的脑力劳动者。而这半年读、半年写的习惯也养成了。

　　1977年秋毕业,我毫不犹豫地留校任教,做一个脑力劳动者。1996年我曾写了一副对联——“成心乐贫焉有富,定性为民便不官。 ”我1991年评上教授,相继又得了全国高校的教学和社科两项奖,以及河北省社会科学三次(1994、1996、1998)一等奖,还被评为河北省青年专家。上级有人动员我当官,也有朋友劝我“下海”。我丝毫没有觉得当官、发财有什么好,从内心里要做读书、教书、写书的劳动者,把探求劳动者理念、并以此形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唯一追求。 2000年调中央民族大学,人还未到,学校就任命我当经济学院院长,但我只是把它当个兼职,读书、教书、写书是主业。固执,似乎是不好的性格,但我认为,固执者,所执固也。我所执的,就是劳动者的理念。

　　“道”、“法”何以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从您的研究经历看,有十多年时间是专注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您为什么在这方面下如此大的功夫?

　　刘永佶:我将人的学问分为四个层次:道、法、术、技。在中国的经济研究中,主要是后两个层次。大家似乎有个共识,以为理论是西方人规定的,中国人只是用这些理论解决本国问题。我的自学经历使我认识到这样不行,而对哲学、逻辑学的兴趣与钻研使我知道方法论的重要。留校任教以后,我逐渐下决心搞中国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方法论就成为一个必备条件。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我专注修改《资本论的逻辑》,经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家祥的帮助、指导,并请中央编译局张仲朴等前辈对书稿提出意见,1987年秋,此书终于出版。此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彭松建又约我写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也是1987年秋出版。后又写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但前一本书1992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徐永禄编辑出版,后一本书则在1988年底前就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常汝琪编辑出版了。之后,经张仲朴老师的推荐,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写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方法论》,1990年出版。对方法论的研究,坚定了我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信念,也提供了必要的主观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您为什么说 “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准确,而提出“劳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您是学习马克思的,但又为何不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刘永佶:中国人对经济学有个误解,以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真理都来自西方。或者按我的划分,“道”是西方人发现的,中国人只是用“术”、“技”来解决本国问题。中国的经济学界,这一百多年,认为真理在苏联或者美国人的教科书里。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真理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化身。

　　1992年,我对方法论的研究告一段落,着手写《中国经济矛盾导论》,此书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张存威编辑出版。写作过程,我发现不仅需要有 “法”,更需对“道”,也就是对“基本理念”或“主义”进行深入探讨。苏联教科书上及中国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在基本点上就有说不通的地方。这就促使我在搞教育部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马克思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研究”时,比较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当时还未提“劳动社会主义”,但明确了一个基本点——主体性。任何一个主义都是特定主体利益和意识的概括,社会主义的主体只能是劳动者。在 《中国现代化导论》(1995年,河北大学出版社)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这样的规定:“在逐步完善内在统一的公有制和民主制过程中,保证并促进文明主体的自由和文明的发展。 ”后来,修订为“劳动者在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的进程中,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和自由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应在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前加上“劳动”,既表明主体,又表明根据,而“社会”一词只表示“总体、集体、关系”,说明不了其主体和根据。

　　劳动社会主义是近现代劳动者利益的概括,是基本理念,随着劳动者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劳动社会主义也要不断发展。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全面、系统理解,我写了《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9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只能理解为马克思学说。它是劳动社会主义——用马克思的术语是 “共产主义”的创始,而非终结。马克思只是在概括其同时代劳动者的意识,代表其利益。但不能因此就将他神化,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绝对真理,并加以教条化。对此,马克思曾做过声明,特别是针对他在世时已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说:“我首先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提法,就是想到后人会教条地对待他的学说,甚至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去牟取私利。马克思本人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也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

　　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

　　中国经济时报:您先后出版了《劳动社会主义》、《劳动哲学》、《劳动主义》,您对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何反思?您如何看待初级公有制的内在矛盾和缺陷?

　　刘永佶:劳动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也是其联合起来争取并保证社会主体地位的指导理念。马克思第一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对其系统地加以论证。在马克思学说的引导下,展开了世界性的以劳动者为主体并争取成为社会主体的变革运动。近现代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是劳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体现。

　　虽然由于理论、路线、策略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内在的变革势力——素质技能不断提高的劳动者自主联合的社会势力也在增长着,并通过对“资主”的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斗争果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问题出在“苏联模式”上。 “苏联模式”的公有制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它强调国家和集体,否认劳动者个人利益和权利;主张行政集权,反对民主;强化专制,反对自由。 “苏联模式”的保守,逐步滋生出一股与劳动者对立、与劳动社会主义相悖的势力。一些人利用体制和组织的特殊性,谋取个人利益,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忧的 “社会公仆变主人”的危险,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了内在的破坏力量。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它反对民主,阻碍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减少或者取消劳动者权利。苏联的解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时报:您在《劳动哲学》和《劳动主义》中,提出“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是劳动主义。如何理解?

　　刘永佶:哲学观念是一个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点、核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但在苏联教科书中,这两个体系的基本点和核心都是同一个唯物主义。这是长期困惑我的问题。通过对哲学史,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对比分析,以及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我得出了上述结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哲学观念的问题,并以“劳动”加以界定,既表明其主体,也从基本点和核心上明确了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念,是苏联模式脱离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主体、本质和原则而步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以物质为本位,以认识和占有物质为目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益和意识的体现。唯物主义基本观念具体化的社会观是以物质财富所有权为核心对经济、政治、文化的规定。资本是物质财富所有权自我扩张的集合,唯物主义从哲学上将资本扩张、增值的要求论证为物质的自然规律;将资本对人类的控制、主导论证为自然秩序;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物质自然规律基础之上的自然秩序。在这个制度中,唯一合理的就是资本的增值。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应该用唯物主义作为哲学观念。劳动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是其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是以劳动为核心和根据的。 “苏联模式”的教科书虽然在具体层面反对资本主义,但由于在哲学观念上依旧坚持唯物主义,因而在经济上主张唯生产力论,将与西方国家竞比经济指标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所不同的是,“苏联模式”用行政集权来推行唯生产力论。近年中国的GDP主义是其典型表现形式。

　　“官文化”批判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官文化批判》一书,指出旧中国文化是官文化,批判官文化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请您谈谈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批判官文化和文化变革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刘永佶:前面我们主要说了主体和主义,下面说主题和主张。政治经济学从形成以来,就有一个基本属性——国度性。但英、美和苏联的经济学家往往故意不提这一层。而将他们的学说引进中国的人,为了宣称自己引入的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又进一步否认它。这是个大误区。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走出这个误区。为此,既要从西方经济学史上证明各家经济学的国度性 (我在对西方经济学史的教学和方法论研究中充分明白了这一层),又要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的国度特殊性。

　　中国经济的国度特殊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进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关键在于制度和文化。制度就是人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权利、利益的规定。经济、政治矛盾都要归结于制度。而文化,则是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意识,制度如果没有文化的认可,也是不存在、不起作用的。社会变革,就是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对个人权利、利益的规定,而变革的内容,就包括改变人对其权利、利益关系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变革与经济、政治制度变革是同一社会过程。而且文化变革要先于制度变革,引导制度变革。没有文化的变革,即便以强力改变了制度,也不会持久的。

　　官文化是笼罩中华大地两千余年的统治文化,它以集权官僚制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为基础,并作用于经济、政治矛盾,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官文化集中反映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既是集权官僚制建立和延续的理论依据,又是官僚地主阶级行使其统治、“驯化”民众的思想工具。官文化是沉重、深厚而系统的文化体系,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的统治文化,而且延续于现代社会生活和意识之中。

　　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质,就是确立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批判和消除官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变革是统一的。中国社会变革就是要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劳动制,克服并消灭延续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自由文化是民主劳动制的主导文化,是劳动者利益和要求的体现,是新的中国魂;官文化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充当中国魂,其历史意义不可抹杀。但今天,官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文化障碍,必须在确立自由文化的过程中,对其予以批判和消除,这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官文化在今天的中国还普遍存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受其作用。官文化是中国经济矛盾特殊性的体现,批判官文化是认识中国经济矛盾的必要内容。对于中国来说,在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以自由文化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是以民主否定官主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变革的方向。认识、解决中国经济矛盾,必须批判官文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批判官文化是内在统一的。

　“以中医中药治中国病,择西法西方祛西域疾”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为什么这样界定?您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矛盾导论》扉页上题了一副对联:“以中医中药治中国病,择西法西方祛西域疾”。是否当时就明确了主题?这二十年又有何进展?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导论》那本书是我思想的一大转折。它主要是以演绎方法,将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大前提、一般原理,推论中国的特殊矛盾。这个对联是快出版时写的,当时已发现这样的推论不可能揭示特殊矛盾,我已决定从主体角度对主义进行新探索。前面说的近二十年的研究,都在这里。特别是从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视角对中国特殊性加以认知。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源于中国的历史,是其政治、文化的体现。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以集权方式推行了制度变革,但历史传统、官文化和行政集权还体现于经济矛盾的各个层次。规定中国经济矛盾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内容。

　　我将经济矛盾规定为八个层次:一是基本经济矛盾,二是商品经济矛盾,三是国度性矛盾,四是制度矛盾,五是体制矛盾,六是结构和运行机制矛盾,七是经营管理矛盾,八是国际矛盾。对经济矛盾的规定,是主题的内容,也是主义的展开。我认为基本经济矛盾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这是从劳动者主体角度对经济矛盾的基本认识。这个基本认识贯彻于对以下各层经济矛盾的探讨中。现代人类正处于商品经济时期,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角度对商品经济矛盾的规定还是适当的,但要有所充实。以此为前提,主要探讨中国经济的制度、体制、结构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关系五个层次的矛盾。这五个层次是内在统一的,主导性层次是制度矛盾,其他层次的矛盾是制度矛盾的展开,同时也制约制度矛盾。

　　中国现实制度层次矛盾中的主要毛盾是仍然保留的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虽然官僚资本还处于次要矛盾方面,但它与国外大资本财团勾结,吞蚀公有制经济,抑制私有资本,阻碍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和工业化进程,是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负面因素。官僚资本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它因行政集权体制而生长,又为固守强化行政集权体制提供了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与官文化是统一的,并使官文化在现代变种为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的初级公有制是有局限和缺陷的,关键就是行政集权体制。行政集权体制既是初级公有制局限和缺陷的根由,也是官僚资本得以产生并扩张的主要条件。国家机构对公有制经济权利的掌控,是行政集权体制在经济关系中的集中体现,一旦不受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控制监督,自律机制弱化,就会滋生长官意志和以权谋私、公仆变主人等现象。权贵阶层以各种形式利用体制漏洞和决策失误,侵吞国有资产、资源,谋取个人或者家族私利。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和纠正,就会逐步从公有制经济中滋生出官僚资本。

　　制度层次的其他矛盾,以及体制、结构和机制、经营管理、国际关系的矛盾都与主要矛盾密切相关。规定并论证这个矛盾系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在中国经济矛盾中,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问题。因为在民族大学教学,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几年研究,通过调研、教学,写了文章和著作,扩充了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认知。关于中国经济矛盾系统,我做了初步探讨,但仍要充实、深入。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矛盾就好像一个生命体里面出现的各种病灶,如何诊治呢?

　　刘永佶: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治病,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这些年,人人都在说改革,但往往忽略改革的主体和主义,甚至避开主题中所规定的矛盾,只是要把某外国的既有体制甚至制度引进。结果导致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向坏的方向演化。其中一个根本点,就是把劳动者视为改革的对象,在生产、消费、住房、医疗、子女入托上学各方面,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榨取“红利”。任意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导致社会和环境出现多重问题。这样,不但没有治好病,反而使病更重了。我说的改革主体必须是劳动者,主义是劳动社会主义,目的是解决各层次矛盾。如果以劳动者为对象,只想着怎么去治理、榨取劳动者,就不是良性改革。

　　以劳动者为主体,以劳动社会主义为主义的改革,首先就要切实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改革同步展开。其要点是: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民主法制改革行政集权体制,抑制和消除官僚资本,规范、引导私有资本经济,积极推进小农经济改造,以法治市场体制取代统制市场体制,以内生拓展型经济结构与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取代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和非均衡趋利式运行机制,端正财政和金融地位,以发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为中心创造现代中国式经营管理模式,坚定立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坚持主动、抉择、保护、竞争的原则。这些内容,我在《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中都有论证。

　　“为而不争”

　　中国经济时报:您以主体、主义、主题、主张这“四主”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已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要件,初步建构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框架。您近年写的《劳动主义》和《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主义 主题主张》、《官文化批判》、《民主新论》等著作,对哲学、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研究。最后,能否谈谈您的治学之道和处事风格?

　　刘永佶:“为而不争”。这是《老子》的最后一句,我认为这是他的基本思想。我对这句话有自己的认知,基本上贯彻于我几十年的劳动。 “为”就是劳动,我作为一个劳动者只是在做我固执的事,不想也不愿与别人争,不求人,只用己。我只有继续劳动,探讨我认定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刘云喜博士对此稿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