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投资主导以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

　　大势观察
　　改变投资主导,并不是不要投资或减少投资,而是基于对当前投资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矛盾的客观认识上做出的战略转向: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格局,形成市场主导的格局,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配置的干预,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要顺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升级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要以公益性为方向,要减少竞争性领域和一般性领域的投资;追求投资效率,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建立在依靠投资效率、依靠人力资本的基础上。
　　何冬妮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5个季度低于8%,到了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拐点期。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在合理区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但是,关于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重在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重点是释放消费需求。然而当前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也有人认为,消费是增长的结果,投资才是增长的动力。笔者以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看,过于追求扩大投资规模都是造成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改变投资主导才能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首先,相对于消费率,投资率过高。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消费关系存在明显失衡。我国高投资率的形成有历史成因和体制成因,较高的投资率和积累率是经济起飞阶段和赶超经济体的共性,而在经济起飞和经济转轨的双重条件下较高的投资率是合理的。但必须看到,依靠倾向于国家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格局支撑的高储蓄率和金融管制之下的低利率 (在通胀时期甚至是零利率和负利率),投资率持续上升并长期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且超过美、日、韩等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和持续时间,这些支撑高投资率的制度因素客观上抑制了消费需求,使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在很长时期内持续走低,在赶超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居于最低水平,增长越来越倚重投资,导致投资消费严重失衡。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骤减,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便以产能过剩危机为形式全面爆发出来。消费率低,不仅反映了投资、消费的失衡,也反映了外向型的供给结构不适应内部消费结构。后者常常被忽视,造成了诸多的“内需外流”。可见,只有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为了投资而投资,为了生产而生产,结果必然是过剩危机。
　　其次,相对于投资规模扩大的趋势,投资效率趋于下降。从供给端看,扩大资本投入对提高有效供给能力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式微。1980年以来,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逐步走高,这里面既有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更有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产生大量低效投资甚至无效投资的原因。比如,增量资本产出率在两次金融危机后都有较大幅度的拉升,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比应对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资本投入规模更大,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幅度也更大。 1997年我国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是3.15,意味着增加1元的名义GDP需要3.15元的投资,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了宽松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公路建设等刺激政策应对危机,1998年和1999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到5.7与5.4,但随后入世消化了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量资本产出率也较快回到比危机前略高的水平。 2007年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为2.72,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为3.48,当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2009年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飙升到9以上,2010年与 2011年下降到 4.2与4.3,但2012年又上升到7.9,投资效率恶化的趋势明显,外需萎缩导致投资增加的供给能力难以被市场消化,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
　　去年规模以上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是8.8%,但银行的加权贷款利率是7%,算上银行的理财、影子银行的高利率等成本因素,企业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经接近融资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客观上难以为继。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依靠于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高投资率与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显著相关,高投资率并不必然带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资金进行技术改进,但国有企业更加倾向于把资金用于做大规模而非技术创新。可见,投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但只有以效率和创新为导向的投资才能带动技术进步,只有市场竞争最能够让企业产生内生的创新动力。在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下,消费能不能在引导创新上发挥有效作用,消费潜力能否达到使创新的市场回报率高于风险和成本,关系着企业用多少资本投入来支持创新。
　　再次,相对于公益性非竞争性领域,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政府主导投资过多,破坏市场机制。一方面,政府主导投资,破坏了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举债投资还积累地方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前消费引导投资的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不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厂商很可能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扩张,这是为什么产能过剩陷入治理陷阱的重要原因。民间投资虽然已经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主体,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占比达到63.7%的新高,但在服务业中民间投资占比还不高,更重要的是,在土地、金融等重要的资源的使用上,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地位并不平等。另一方面,相对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非竞争性领域和公益性领域的政府主导投资存在明显不足。据中改院估算,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大概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十二五”期间,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需要10万亿左右的资金投入;实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均等化的目标,至少需要3万亿左右的投入;完成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所需投入资金超过5万亿元;环境治理投资如果达到占GDP2%的标准,即使是在GDP增速为7.5%的情景下,五年累计需投资5.1万亿。在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空间巨大,如果国有企业平均分红比例在 “十二五”期间能提高到30%左右,就能承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增财力需求的30%—40%。
　　最后,相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投资拉动社会发展的效应趋弱。第一,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趋于减弱。以2007年为分界岭看投资率与就业人口的变化,2007年比1998年,投资率上升了5.4个百分点,同时这10年间就业人口增加4600万,2012年比2007年,投资率上升了6.47个百分点,但这5年间就业人口仅增加了1400万。从投资拉动的就业人力资源需求层次和结构看,今年699万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73.3%,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这里面有经济放缓对就业需求的影响,以及当前就业供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投资结构对素质较高劳动力的需求拉动力不高。第二,从通胀压力看,过多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大量货币投放,目前我国M2与GDP之比接近200%,较十年前增加了5倍,如果不是当前的需求疲软导致通缩压力较大,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大必然会引起通胀压力。第三,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形成了偏向国家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比重与劳动者收入比重偏低,不仅抑制消费需求,长期看也不利于民生和社会发展。
　　中国经济像一台高速行驶的列车,遇到拐点转弯必须打方向盘,不打方向盘就会脱轨,但用力过猛也会脱轨。为此,转变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要注重把握方向和速度。改变投资主导,并不是不要投资或减少投资,而是基于对当前投资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矛盾的客观认识上做出的战略转向:改变投资主导,不是放弃投资动力,而是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不是不要投资,而是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格局,形成市场主导的格局,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配置的干预,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不是简单地减少投资,而是要顺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升级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减少和禁止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对存在潜在消费需求领域的投资;不是国有企业不能投资,而是国有资本布局要以公益性为方向,要减少竞争性领域和一般性领域的投资,增加公益性领域和战略性领域的投资;不是追求投资规模,而是追求投资效率,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建立在依靠投资效率、依靠人力资本而不是依靠要素投入、牺牲资源环境的基础上。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