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新四万亿”关键在控资金流向

　　在宏观经济走势疲软、稳增长压力凸显的重压之下，国内新一轮投资热潮正在兴起。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近日透露，下半年，国家将采取多方面措施，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随着中央政府稳增长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出台，地方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也正在陆续出台。可以预见，投资将在下半年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尽管官方媒体极力将新一轮投资热潮与当年的“四万亿”切割，强调这一次投资更加注重合理性和科学性，定位更准确，目标更明确，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可持续发展。但是，民间还是自然不自然地把这轮新投资热与当年的“四万亿”联系在了一起，微博上充满了关于新一轮投资热会不会造成新的浪费和产能过剩的质疑。
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年“四万亿”计划的负面效应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四万亿”在短期内有力地稳定了就业和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大：经济转型迟滞，产能过剩加剧，地方债务高筑，投资效率不高。人们凭什么轻易相信新一轮投资热潮就能不重复当年的老路呢？
　　然而，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要想保持稳增长，依靠投资发挥关键性作用，在短期来看，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如此，目前的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增加投资，而是如何投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使其在最大限度发挥稳增长作用的同时，也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时，我们不妨重新检讨一下当年“四万亿”的教训。即便不能让我们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新型投资之路，但至少亦可以降低我们重蹈覆辙的几率。
　　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之声，有关人士指出，相比“四万亿”，如今的投资都是在补短板行业和历史欠账，是有重点的、有选择的，不是一哄而上，不会造成浪费。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四万亿”的投资定位和投资方向亦不可谓不明确。彼时，中央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四万亿”主要用在保障房、农村基础设施、铁公基、医疗文化、生态环保、自主创新及灾后重建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投入与建设上。然而，在投资过程中，依然出现了上述诸多为人诟病之处，这是我们在观察这轮投资热潮时必须首先注意到的。投资的最终流向远非中央层面的意愿就能决定的，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考量因素显然要复杂得多。
　　毋庸讳言，除了保增长的压力之外，激情式投资背后还有地方官员树立政绩的需要。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直就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工具。“四万亿”出台之时，恰逢地方政府换届之后。在业绩考核压力之下，新一届领导班子迫切需要点燃新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在中央政策的东风之下，“大干快上”能够在短期内出政绩的投资项目无疑成了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今年，恰好也是地方政府换届之后第一年，在稳投资的同时，能否抑制地方政府的激情式投资，使得新增投资真正流向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最需要的地方，是首先需要充分警惕的。
　　民间对新一轮投资热潮的另一层面的担忧是巨额的地方债务风险。当年的“四万亿”重点投向是中西部地区，但中央直接转移支付的仅占投资总数的1/4强。其余的配套资金则要依靠地方财政、地方债、政策性贷款、企业债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民间投资。
　　这些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地区，多数早已是债台高筑，且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自己没钱，只能借钱。各地政府只能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要求银行给政府和企业贷款，仅2009年一季度新增贷款就达到4.58万亿元，占到全年信贷指标的90%以上。时至今日，“四万亿”投资留下的地方债务仍未得以化解。此次，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再次成为稳投资的重点，如何科学统筹规划资金需求，避免出现底特律式的政府债务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实践早已证明，政府从来都不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构。即使政府短时期内的规划能够胜过市场，长远来看，也会输给市场。“四万亿”的教训提醒我们，在投资流向的选择上，企业远比政府更有经验、更在行，也更讲究效益。当政者约束自身惯性冲动，尽可能避免指手画脚，把投资流向的主导权还给企业，还给社会资本，或许才能真正让我们避免走上“四万亿”的老路。
　　当然，市场并非万能。在市场不及之处，政府仍须发挥重要作用。“四万亿”计划中，地方政府之所以能激情式投资，一是对地方政府预算缺乏监督，二是地方投资即使失误也无完善的追责机制。这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改进，非一日之功。当前来看，管控好政府部分的投资，一方面中央层面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资流向的监察和审计，避免重复建设乱象再现；一方面也要管好银行，合理评估地方债风险，迫使地方政府走出激情式投资。
稳增长背景下，我们已经走在稳投资的道路上。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把这条路走好。管控好投资流向，可能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