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创新转型迫在眉睫
在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不明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日前,2013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以"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持续创新"为主题,汇聚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和国内外知名学者,共谋应对之策,为中国企业寻求解决之道。与会专家认为,企业创新转型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投机取巧。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和企业都应做出系统性的应对。
中国经济正发生阶段性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及面对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有很大不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本次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很大,经济发展处于减速过程中,不少企业感觉非常困难,原因一方面在于国际经济环境不好,外部需求萎缩,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正出现一些阶段性变化,后者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大。"
邵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30年,实现年均10%的增速,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除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原因之外,低要素成本和外部的技术来源都是促成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邵宁表示,低生产成本是中国产业和企业的传统优势,这主要是低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前些年,中国企业靠低成本低价格"打遍天下",其他国家利用国际壁垒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而低制造成本对于外资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将生产基地放在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资的大量进入也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国外的技术来源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中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大都是国外成熟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因而从国外购买技术相对比较容易。通过引进、购买国外现成的技术,使中国前一个时期的产业结构成长非常快,直接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所以,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是充分利用了低收入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和赶超效应,引进国外技术形成自己的产业,利用低的成本优势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扩张,从而成就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是不可持续的。其不可持续性在于,这种发展方式过度依靠低成本,依靠国外技术,而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邵宁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经过30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邵宁表示,第一是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工成本处于快速上升的过程中,近两三年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提高50%左右,但企业仍然反映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土地、环保成本都在上升,我国的成本优势已经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的直接,作为靠低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前30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时我们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早已成熟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给中国,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产业差距已大大缩小,中国企业现在需要购买的,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但国外企业若把自己正在使用的技术卖出去,自身就很难生存。
"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会非常大,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新产业的发展都将遇到困难。现在国内资金不少,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新技术。"邵宁说,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从低收入国家赶超型的经济形态,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不但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区间将逐渐下移,而且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突出矛盾也将出现变化。
中小微企业生存艰难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4万亿元投资全部给了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企业与基础设施,这无疑加剧了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论坛上,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林汉川指出,当前小微企业主要面临"四贵三难"的问题,其中,"四贵"是用工贵、用料贵、融资贵、间接费用贵;"三难"则是订单难、转型难、生存难。
林汉川认为,"四贵"形成的原因,一是小微企业劳动力成本持续推高;二是小微企业使用土地、厂房、商铺、原材料、能源、物流价格不断上涨;三是小微企业一般很难从银行贷款,大多是从各种微型金融机构和私人贷款,利率高达15%-30%以上。尽管现在很多银行都在推进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但还是出于完成上面派下来的任务考虑,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此外,小微企业被强迫缴纳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如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事业单位前置评估、认证、咨询的费用与各种间接用地、用电等费用等,更让它们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多数小微企业陷入外需疲软、内需不振,订单锐减;整体利润率不足3%,大多只能在"零利率或亏损"中维持。小微企业生存倍感困难。
不仅如此,据世界银行统计报告,国际上小微企业税负平均为20%,而我国小微企业所得税高达25%,增值税17%(需抵扣已缴进项增值税)、营业税5%、城市建设税7%、国家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2%,加之其它各种费用,综合税费高达40%-50%。
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小微企业难以彰显活力,更难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林汉川表示,去年以来,我国实施小微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结构性减税,确使小微企业有所收益,但此举力度太小,尚不能使小微企业因此解困,由于小微企业利润率普遍低于3%,更不能使社会和民间资本与各种人才愿意回归实业。
此外,全国26个省市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创业者学历集中在高中和大专生,学历越高创业者越少,教育部所属211重点高校毕业生选择工作岗位的顺序是:公务员、大型金融机构、大型国企。少有愿意创业者,背后间接反映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艰难。
"我国大多数创新、创业、劳动密集与所有微利型小微企业,由于资源少、市场力量弱,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当前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国内外需求相对疲软,两头挤压导致企业利润显著下降的严峻形势下,它们更易受到冲击,生产经营更困难。"
创新转型刻不容缓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将面临两个方向上的重大挑战。邵宁指出,其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步减少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实现今后若干年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和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其二,当前的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年由于有成本优势,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发展非常大,且原先就存在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问题。随着成本上升和对应的市场需求减少,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引发的过度竞争会造成大面积的企业困难。
邵宁说,"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将创新问题非常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从国民经济整体来讲,创新就能促成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国民经济就可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则很好的诠释了创新的内涵,他认为,所谓创新包括三个概念: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其中,管理创新包括三方面,一是管理方法、手段方面的创新,包括计算机的应用等;二是管理职能方面的创新,除了人力资源,还有财务管理的创新;三是战略管理方面的创新,包括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措施的制定和战略实施过程中问题的研究。至于制度创新,包括体制的创新和机制的创新。成思危表示,"体制创新是指结构问题,比如上市公司里要有三个独立董事,这是结构问题。而如果企业光解决结构问题,不解决独立董事产生的条件、独立董事的待遇、独立董事退出的办法等问题,结构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产生的条件低了,谁都可以当,条件太高,人太少,只好一个人兼好几个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而如果没有退出机制,一旦上市公司出问题,也无法追究独立董事是否发挥作用。"
成思危指出,目前我国的产业转型主要是三个"外转内",包括外贸转向消费、外延型经济转向内涵型经济、外向型动力转向内向型动力。其中,外贸投资转向消费的前提是要提高百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百姓敢于消费。此外,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吸引顾客。而外延型经济转向内涵型经济,是由于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外延型增长占主导,即投资主导,然而投资可以拉动GDP,但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谓内涵型经济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问题。成思危解释说,"经济增长分三块,投资贡献、劳动力贡献,以及综合要素的贡献,综合要素包括科技、管理和教育等因素。所以,企业要转型,就得将外延型增长转变为内涵型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但从劳动生产率看,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以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作为劳动生产率衡量,世界十大农业生产国中,美国、日本、法国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创造增加值是3-5万美元,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纯农业创造,每人每年为300-500美元,只有美国的1%。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无法解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此外,从世界十大工业国来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甚至比希腊还低三分之二。成思危表示,不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非常困难,"我国一定要将对GDP的崇拜转为对劳动生产率的崇拜,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政府和企业都应做系统性应对
不过,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投机取巧。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和企业都应做出系统性的应对。
在政府层面,邵宁认为,首先要运用好财政金融杠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手段,稳定经济发展,防止过度减速,实现稳中求进。其次要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尤其要优化促进创新的体制和环境,比如,若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是没有人会投资于创新的。第三,要处理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让该退出的落后产能尽快退出。
对于中小微企业,林汉川建议实施综合性减税:一是所得税降到10%以下;二是小微企业其它所有税负相加的综合税率不能高于5%;三是免除小微企业一切费用,真正实施"放水救鱼"与"放水养鱼"的综合减税优惠政策。同时,应发展多层次融资服务体系,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建立健全与小微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通过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工具相结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此外,还应健全小微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按照市场化、专业化发展方向,大力发展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各类中介机构,部分公共服务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提供。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形成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和"政府扶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运行机制,为小微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咨询、技术创新、人才培训和市场开拓等服务。
在企业层面,邵宁表示,短期而言,首先要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抗市场冲击能力,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和并购管理。在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和并购都应停止,所有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转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升级。同时,要控制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财务上流出大一点的空间。其次要加强现金管理、巩固现金链,细化资金管理,留足资金头寸,强化存货和应收账款的管理,"经济形势不好时,各类企业的风险都会上升,这就要求企业不但要关注自己的风险,还要关注客户及供应商的风险。"第三是严格各项管理,邵宁表示,"企业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职工承受力较强的时候,这时下决心推动企业机制转换和管理到位,既可有效提升企业抗市场冲击的能力,也可为企业长期发展打好基础体制和管理基础。"
就中期而言,邵宁表示,企业要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新塑造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一方面,要全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购买国外技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建立自主研发体系,具体应包括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完善研发管理体系,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改革体制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很强,但多数是给别人做配套,利润很薄。企业若能从产品制造商转型为项目承包商,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商业模式就可转变,利润空间就会大大提升,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此外要加强品牌建设,邵宁指出,"目前很多中国企业是给国外公司做代工,没有自己的品牌,本身利润很薄,成本一上升,利润就被'吃光',这样的企业要长期生存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这方面,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把制造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
"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企业的创新需要跟外界互动,需要在跨国企业之间进行优化配置,涉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品牌价值的创新,甚至供应链集成网络的创新,所以这是全方位的创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补充道,"当代企业创新的视野是很开拓的,领域也非常广,但过程必须是可持续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则认为,对于企业管理创新来说,很多企业花了很多时间关注考核,却很少关注战略,注重权力,却不接受科学管理的约束。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严重滞后于现代化管理的步伐。事实上,这些企业要进行创新管理,必须夯实基础。尽管基础工作在企业中的贡献很难显山露水,也往往得不到重视,如标准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资源配置精准化、减少企业内耗和浪费等,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却往往能发挥巨大价值。
中国经济正发生阶段性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及面对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有很大不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本次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很大,经济发展处于减速过程中,不少企业感觉非常困难,原因一方面在于国际经济环境不好,外部需求萎缩,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正出现一些阶段性变化,后者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大。"
邵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30年,实现年均10%的增速,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除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原因之外,低要素成本和外部的技术来源都是促成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邵宁表示,低生产成本是中国产业和企业的传统优势,这主要是低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前些年,中国企业靠低成本低价格"打遍天下",其他国家利用国际壁垒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而低制造成本对于外资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将生产基地放在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资的大量进入也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国外的技术来源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中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大都是国外成熟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因而从国外购买技术相对比较容易。通过引进、购买国外现成的技术,使中国前一个时期的产业结构成长非常快,直接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所以,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是充分利用了低收入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和赶超效应,引进国外技术形成自己的产业,利用低的成本优势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扩张,从而成就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是不可持续的。其不可持续性在于,这种发展方式过度依靠低成本,依靠国外技术,而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邵宁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经过30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邵宁表示,第一是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工成本处于快速上升的过程中,近两三年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提高50%左右,但企业仍然反映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土地、环保成本都在上升,我国的成本优势已经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的直接,作为靠低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前30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时我们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早已成熟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给中国,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产业差距已大大缩小,中国企业现在需要购买的,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但国外企业若把自己正在使用的技术卖出去,自身就很难生存。
"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会非常大,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新产业的发展都将遇到困难。现在国内资金不少,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新技术。"邵宁说,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从低收入国家赶超型的经济形态,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不但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区间将逐渐下移,而且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突出矛盾也将出现变化。
中小微企业生存艰难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4万亿元投资全部给了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企业与基础设施,这无疑加剧了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论坛上,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林汉川指出,当前小微企业主要面临"四贵三难"的问题,其中,"四贵"是用工贵、用料贵、融资贵、间接费用贵;"三难"则是订单难、转型难、生存难。
林汉川认为,"四贵"形成的原因,一是小微企业劳动力成本持续推高;二是小微企业使用土地、厂房、商铺、原材料、能源、物流价格不断上涨;三是小微企业一般很难从银行贷款,大多是从各种微型金融机构和私人贷款,利率高达15%-30%以上。尽管现在很多银行都在推进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但还是出于完成上面派下来的任务考虑,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此外,小微企业被强迫缴纳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如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事业单位前置评估、认证、咨询的费用与各种间接用地、用电等费用等,更让它们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多数小微企业陷入外需疲软、内需不振,订单锐减;整体利润率不足3%,大多只能在"零利率或亏损"中维持。小微企业生存倍感困难。
不仅如此,据世界银行统计报告,国际上小微企业税负平均为20%,而我国小微企业所得税高达25%,增值税17%(需抵扣已缴进项增值税)、营业税5%、城市建设税7%、国家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2%,加之其它各种费用,综合税费高达40%-50%。
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小微企业难以彰显活力,更难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林汉川表示,去年以来,我国实施小微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结构性减税,确使小微企业有所收益,但此举力度太小,尚不能使小微企业因此解困,由于小微企业利润率普遍低于3%,更不能使社会和民间资本与各种人才愿意回归实业。
此外,全国26个省市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创业者学历集中在高中和大专生,学历越高创业者越少,教育部所属211重点高校毕业生选择工作岗位的顺序是:公务员、大型金融机构、大型国企。少有愿意创业者,背后间接反映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艰难。
"我国大多数创新、创业、劳动密集与所有微利型小微企业,由于资源少、市场力量弱,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当前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国内外需求相对疲软,两头挤压导致企业利润显著下降的严峻形势下,它们更易受到冲击,生产经营更困难。"
创新转型刻不容缓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将面临两个方向上的重大挑战。邵宁指出,其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步减少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实现今后若干年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和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其二,当前的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年由于有成本优势,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发展非常大,且原先就存在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问题。随着成本上升和对应的市场需求减少,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引发的过度竞争会造成大面积的企业困难。
邵宁说,"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将创新问题非常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从国民经济整体来讲,创新就能促成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国民经济就可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则很好的诠释了创新的内涵,他认为,所谓创新包括三个概念: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其中,管理创新包括三方面,一是管理方法、手段方面的创新,包括计算机的应用等;二是管理职能方面的创新,除了人力资源,还有财务管理的创新;三是战略管理方面的创新,包括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措施的制定和战略实施过程中问题的研究。至于制度创新,包括体制的创新和机制的创新。成思危表示,"体制创新是指结构问题,比如上市公司里要有三个独立董事,这是结构问题。而如果企业光解决结构问题,不解决独立董事产生的条件、独立董事的待遇、独立董事退出的办法等问题,结构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产生的条件低了,谁都可以当,条件太高,人太少,只好一个人兼好几个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而如果没有退出机制,一旦上市公司出问题,也无法追究独立董事是否发挥作用。"
成思危指出,目前我国的产业转型主要是三个"外转内",包括外贸转向消费、外延型经济转向内涵型经济、外向型动力转向内向型动力。其中,外贸投资转向消费的前提是要提高百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百姓敢于消费。此外,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吸引顾客。而外延型经济转向内涵型经济,是由于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外延型增长占主导,即投资主导,然而投资可以拉动GDP,但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谓内涵型经济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问题。成思危解释说,"经济增长分三块,投资贡献、劳动力贡献,以及综合要素的贡献,综合要素包括科技、管理和教育等因素。所以,企业要转型,就得将外延型增长转变为内涵型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但从劳动生产率看,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以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作为劳动生产率衡量,世界十大农业生产国中,美国、日本、法国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创造增加值是3-5万美元,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纯农业创造,每人每年为300-500美元,只有美国的1%。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无法解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此外,从世界十大工业国来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甚至比希腊还低三分之二。成思危表示,不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非常困难,"我国一定要将对GDP的崇拜转为对劳动生产率的崇拜,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政府和企业都应做系统性应对
不过,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投机取巧。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和企业都应做出系统性的应对。
在政府层面,邵宁认为,首先要运用好财政金融杠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手段,稳定经济发展,防止过度减速,实现稳中求进。其次要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尤其要优化促进创新的体制和环境,比如,若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是没有人会投资于创新的。第三,要处理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让该退出的落后产能尽快退出。
对于中小微企业,林汉川建议实施综合性减税:一是所得税降到10%以下;二是小微企业其它所有税负相加的综合税率不能高于5%;三是免除小微企业一切费用,真正实施"放水救鱼"与"放水养鱼"的综合减税优惠政策。同时,应发展多层次融资服务体系,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建立健全与小微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通过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工具相结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此外,还应健全小微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按照市场化、专业化发展方向,大力发展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各类中介机构,部分公共服务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提供。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形成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和"政府扶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运行机制,为小微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咨询、技术创新、人才培训和市场开拓等服务。
在企业层面,邵宁表示,短期而言,首先要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抗市场冲击能力,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和并购管理。在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和并购都应停止,所有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转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升级。同时,要控制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财务上流出大一点的空间。其次要加强现金管理、巩固现金链,细化资金管理,留足资金头寸,强化存货和应收账款的管理,"经济形势不好时,各类企业的风险都会上升,这就要求企业不但要关注自己的风险,还要关注客户及供应商的风险。"第三是严格各项管理,邵宁表示,"企业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职工承受力较强的时候,这时下决心推动企业机制转换和管理到位,既可有效提升企业抗市场冲击的能力,也可为企业长期发展打好基础体制和管理基础。"
就中期而言,邵宁表示,企业要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新塑造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一方面,要全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购买国外技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建立自主研发体系,具体应包括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完善研发管理体系,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改革体制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很强,但多数是给别人做配套,利润很薄。企业若能从产品制造商转型为项目承包商,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商业模式就可转变,利润空间就会大大提升,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此外要加强品牌建设,邵宁指出,"目前很多中国企业是给国外公司做代工,没有自己的品牌,本身利润很薄,成本一上升,利润就被'吃光',这样的企业要长期生存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这方面,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把制造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
"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企业的创新需要跟外界互动,需要在跨国企业之间进行优化配置,涉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品牌价值的创新,甚至供应链集成网络的创新,所以这是全方位的创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补充道,"当代企业创新的视野是很开拓的,领域也非常广,但过程必须是可持续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则认为,对于企业管理创新来说,很多企业花了很多时间关注考核,却很少关注战略,注重权力,却不接受科学管理的约束。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严重滞后于现代化管理的步伐。事实上,这些企业要进行创新管理,必须夯实基础。尽管基础工作在企业中的贡献很难显山露水,也往往得不到重视,如标准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资源配置精准化、减少企业内耗和浪费等,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却往往能发挥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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