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15载潜力大增长难

    7月，国务院内部频频释放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信号。短短十天，三次提到了消费。距2008年年底“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措施”出台近五年，扩大内需仍然年年处在中央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在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消费上的投入； 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第五条要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7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止步的消费率
    投资、出口、消费一向担当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角色，而其中投资与消费被称为“内需”。扩大内需是指通过提高投资率或消费率,进而提高内需率。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和突破点，在于包括消费、民间投资和完善公共服务在内的内需市场。
    中国在扩大内需的道路上求索已逾十年，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高投资率，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难”的困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一块“硬骨头”。
    长期以来，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40％到50％之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投资所占比重。近五年的数据显示，仅固定资产投资一项占GDP的比重就接近50％。
    以扩大投资规模的途径来支撑GDP高增长，一方面使得投资、消费失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经意点燃了中国启动“扩大内需”宏观经济政策的引擎。权当救火之策，国务院在第二年初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用于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另外还实施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宏观调控政策。
    其后十年，我国投资率从1998年的36.2%升至2007年的42.3%，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出20个百分点；但最终消费率却从59.6%下降至48.8%，比世界平均水平（78%左右）低30个百分点。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投资偏离了“促进消费”的轨道，遗留了一堆病症，诸如重复投资、产能过剩、资金利用效率低等。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院长陈宪认为，消费与投资并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增加未必一定带来内需增加。“投资要解决投资主体的问题，即减少政府投资，增强民间投资；消费要解决消费的问题，即收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中国储蓄率一般占到50%左右，原因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关，这么多年来消费变化不大跟这些方面变化不大有关系。”陈宪说。
    “扩大内需”年年提
    2006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其中，更为醒目地提到一要“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二是“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
    1998年也是中国住房制度上划时代的一年，从此结束福利分房，引入市场机制，对房地产的片面扶持导致房价攀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发布的《中国房地产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认为，房地产会挤占居民其他消费支出。根据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每期还款金额都将挤占70%的相应消费支出。
    而国家对于扩大内需的重视度仍在年年加码。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措施”出台，包括保障安居工程建设、农村基础建设、医疗和文化等公共事业领域的投资等。
    紧跟的4万亿投资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投资占44%。拉动消费尤其居民消费是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的战略重点。2008年四季度以来，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汽车购置税减半等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达到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二五”(2011年~2015年)规划建议将扩大内需立为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第一要务，扩大消费需求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12年某次论坛上发言称，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必须有一个过渡。如果突然从投资拉动变成了民间消费拉动，消费力量不够，中国经济可能会降到5%。
    “城镇化的潜力”
    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发农村消费市场逐渐占据扩大内需的显著位置。“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实施四年后，据财政部测算，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4.8亿台，累计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
    而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表明，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一种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上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道，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与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互生互存的城镇化在十八大以来更是被密集提到，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预计，城镇化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投资。
    “新型城镇化”在2012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成为一大亮点，这也是2008年至今首次单独把城镇化作为重点提出。之后，大量券商、金融机构都表达了将其作为未来重要投资主题的期许。
    正如国泰君安一位分析师指出：“新型城镇化短期是一个概念，中长期是一个主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肯定是以城镇化作为总纲”。医药、基建、商贸、农贸、银行等行业反应激烈，在城镇化的大门口伺机“下手”。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曾撰文指出，将来十年释放中国经济空间的途径有两个：中国的开放和城镇化。“如果这个文章做好了，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带动了投资，又带动了消费，还提高了生活质量。中国名义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镇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刚超过50%，陈宪称，假设中国还有30年的城镇化历程，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当然会拉动投资和消费。“城镇化为内需增长提供空间，但是它应该是市场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的。”
    从1998年至今，“扩大内需”从工作重点变为战略基点，每一年都充斥着政府为此所做的努力。各种措施包括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基础建设、社会保障、城镇化、消费金融等，都各自表达着对“扩大内需”的期望。但陈宪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制度上还没有一个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可启发探讨的问题。”制图/张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