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有多少尴尬

　　美国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北方人因空气污染比南方人减寿5.5年”，7月10日，中国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回应称，该结论缺乏实证，有失偏颇。而就在前一天，据新华社报道，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开“抱怨”称，世界上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环保部位列其中。“环保工作涉及部门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周生贤表示。

　　而与周生贤言论相映照的是，地方环保局长今年囧态十足：“红豆局长”、“牛奶局长”、“游泳局长”等词汇红遍网络，多个地方环保官员被推上风口浪尖。

　　“环保部的尴尬，说白了就是环保工作的尴尬，环保部长‘亚历山大（压力山大）’。”上海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彭理正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环保职能的分工等问题，若长期得不到解决，环保工作还是很难统筹规划和执行，摘掉“尴尬”的帽子需要走很长的路。

　　尴尬来自哪里

　　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升格为环保部，被寄望能根本理顺环境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整合，提高工作效率。而5年过去了，周生贤为此自我解嘲仍“尴尬”。

　　据《人民日报》报道称，当前的环保现状和愿景有明显差距：一方面，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喊环保、抓环保，力度之猛烈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牛奶河”、“雾霾天”、“毒土地”等环境污染问题不时出现。

　　让环保部尴尬的是，地方环保部门执行不力。今年早些时候，环保部下属机构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顾问吕克勤对媒体表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驱使，一些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对上级甚至国家的环保政策在执行上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执行缩水严重。“对违法企业查而不处，查多处少，处而不力。这些问题我们在环境维权实践中屡见不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当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还未完成，而环境污染问题又需要解决。“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很难避免，两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前的环保执法方式通常是简单地下行政命令，对污染企业关停、整改，这样往往收效甚微，因为没有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源没有改变。”周宏春表示，国家应对公共政策进行综合协调，如将扶贫和环保结合起来，将资金用于地方企业的改进。这样，从地方政府到企业，都会得到收益，并积极配合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

　　地方环保职能不独立

　　周生贤坦言，眼下的环保，环境管理体制不顺、能力支撑不足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比较突出。记者注意到，环保部曾经收集过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情况，欧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取得了很好成效。但放眼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PM2.5的问题集中在一起，都必须解决。

　　环保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消耗了全国42%的煤炭、52%的汽柴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量均占全国三成。同时，这些地区每年出现霾的天数也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城市环保如此艰难，更别说地方环保。“地方政府好比是地方环保部门的‘婆婆’，如果你要严格起来，那么地方政府就让你走人，这种事不是一两起。”昨日，一位曾就职于江苏常州市环保部门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越是经济落后，环保工作越难做，一些地方领导把投资者视作“上帝”，比如，有的招商项目污染严重，部门不想考虑，但当地领导要求审批就不得不上。所以一些建设项目在执行时，只能边上车边买票，或者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也不买票。

　　该人士告诉记者，在有些地方，环保部门的处境很尴尬：严重污染企业被树为经济发展的“功臣”，而环保部门往往因认真执法而不受当地市民欢迎，那些恪守职责的环保局长处处碰壁。

　　化解尴尬需合力

　　环保尴尬到底如何破解？周生贤的言论给外界抛出了一个疑问。《人民日报》评论称，环保尴尬需全民总动员，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合力。

　　相关媒体报道称，环保工作设计多个部门，协调起来确实不易，治污的重任不是环保部门一家能独立完成的。《人民日报》称，化解这一尴尬，需要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建立起与当地环境容量、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中央层面，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考评。

　　而针对地方环境的问题，周生贤称，环保部制定的《农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正在征求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意见，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将抓紧出台。

　　“以罚代管的做法，是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加剧的一个原因。”彭理正认为，由于有了排污费的收入，污染企业花了钱，就如吃了定心丸，喂肥了地方环保部门，部门也成了创收余地大的好单位。他建议，以“费改税”为切入点，大力推进环境税改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则建议，中国应当推行“首问负责制”，群众向有关部门举报后，由受理举报的单位负责到底，有需要转的文件应当是通过政府内部转发，而不是由举报群众主动报给相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