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预测值需调高？联合国报告假设待商榷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6月中旬正式发布2012版《世界人口展望》。该报告预测全球人口将于2025年增加至81亿，2050年达到96亿；印度人口将在2028年赶上并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将于2030年开始减少，并在本世纪末减至11亿。从联合国人口司网站发布的数据来看，与上一版（2011年5月发布的2010版）相比，新版报告主要调高了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预期，对2050年全球人口的预测值比上一版增加了约2.5亿。其中，对中国人口（指中国内地人口，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预测的调整比较显著，将人口峰值从上一版的13.96亿调高了5772万，达到14.53亿；人口峰值年份从2026年往后推迟了4年；将中国人口2050年和本世纪末的预测值分别调高了8937万和1.45亿。
    联合国人口司每两年发布一次《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对全球人口现状进行评估，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一般分为低、中、高三种方案，其中的中方案代表联合国官方机构所认为的未来人口发展的最可能情形。考虑到新版报告是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数据正式发布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调高的人口预测实际上是对“六普”数据的新解读，反映了联合国官方机构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新认知。由于此前中国官方发布的“六普”人口总量数据其实低于2010版《世界人口展望》的评估值，新版报告对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做出不降反升的调整，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这种调整的依据何在？
    人口变动的过程就是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的过程。相应地，人口预测就是在对现有人口状况评估的基础之上、根据一定的算法对未来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水平及迁移趋势的估计。由于人口变动是个长期连续的过程，今天的人口也是未来一定时期人口的组成部分，未来人口的变动亦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今天人口变动的惯性，因此，人口现状评估的准确性对于未来人口估计的影响极为关键。由于新版报告基本沿用了上一版的人口预测算法模型，并且两版报告对人口现状的评估均截止于2010年，因此新版预测值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对人口现状数据及发展趋势估计参数的调整。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版报告对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数据均有所调整，且这种调整贯穿于1950～2100年整个评估期。在国际人口迁移方面，两版报告的差别不大，均将中国评估为人口净迁出国，且最高净迁移率绝对值均在万分之四以下，其对人口总量预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基于此，以下主要从人口总量、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三个方面来考察新版报告所作的调整。
    首先看总量数据。联合国报告的人口数据定义为每年7月1日的年中数。为统一比较口径，我们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2》发布的历年中国人口总量由年末数调整为年中数。联合国新版报告中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60亿，比中国官方数据多出2212万，亦比上一版报告高出1849万。即使不考虑7月1日至普查日之间4个月的人口增量，将新版报告直接与“六普”人口数据（含现役军人及难以确定常住地人口）相比较，其对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的评估仍多出2006万。进一步对比5岁间隔年龄结构数据可知，该报告中0～4岁、5～9岁及10～14岁低龄组人口数分别比“六普”数据高出978万、711万和772万；15~29岁分年龄组人口亦分别高出330万~789万不等；30岁及以上人口则以低于普查数据为主。若根据新版报告来评估“六普”数据质量，相当于认为“六普”0~14岁人口的漏报率高达10%左右，15~29岁漏报率在3%~8%之间。新版报告对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暴露出的人口漏登（尤其是低龄人口漏登）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以至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几乎成为“世纪之谜”。“六普”结果发布以来，研究者们利用出生人口队列分析技术，结合历次普查结果及教育、卫生等数据资料的比较，对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进行评估。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分性别年龄人口的真实“定格”数据作为参照，为了比较不同普查年份间同一出生队列人口的差异，这类研究一般都先假定某一年份的人口数据是真实的，再以此为基准进行年龄移算，其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某种假设条件之上的推论，不同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事实上，除非有后续新的普查数据（如预期中的“七普”、“八普”数据）以供一致性检验，目前给“六普”数据质量下定论为时尚早。就这一意义而言，联合国新版报告对“六普”数据的评估和调整，与其说是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倾向性的假设和推论。
    事实上，联合国人口司采用队列分析方法来估计历史人口主要是为了弥补部分国家的普查数据缺失或数据的不一致性，重在建立一种历史人口发展模式，由此产生的估计数据与现有统计数据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一点在联合国网站上已有相关说明。就中国人口历史数据而言，新版报告所估计的1950~2010年间人口数，除了1953年的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基本吻合之外，其他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别，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估计值始终比统计值高出1000万~3500万。由此推知，联合国报告应该是以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准来进行跨度达60年的人口推算。为保持其所建立的人口增长模式的一致性，报告中对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人口下降甚至做了持续上升的平滑处理。这进一步证明联合国报告的中国人口历史数据含有较大的假设成分，并且这种假设以持续调高普查与统计数据为主要特征。
    再来看生育水平估计。联合国报告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生育水平，该指标近似等于每个妇女在其育龄期生育孩子的总数的平均值，其赋值的微小变动足以对人口评估与预测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版报告对中国妇女生育水平的估计有所差异。上一版报告将1970年代至今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持续下降的过程，直至2015~2020年间的最低值1.51，此后持续上升，2100年为2.01；新版报告则调高了1980~1990年间的总和生育率，但加大了1990年之后的下降幅度，使得最低值1.55提前出现于2000~2005年间，此后缓慢上升，2010~2015年间为1.66，2100年为1.88。总体而言，两版报告在生育水平估计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新版报告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过程已在10年前结束，目前及今后近百年间处于生育水平缓慢上升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判断。
    与人口总量之谜一样，囿于近几届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问题，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总和生育率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由未经调整的“五普”、“六普”结果直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和1.18）存在较为严重的低估。不同的研究者通过评估和调整普查漏登数据测算得到的近10年总和生育率估计值主要分布在1.3~1.7之间。由此可见，新版报告将中国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估计为1.55和1.63，基本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主要的争议在于对生育水平发展趋势的估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走过的人口发展历程表明，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作为仍处于高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我国，未来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延续别国人口发展历程继续走低，还是像联合国新版报告所估计的那样，已于10年前触底反弹，并将在本世纪内持续升高？这一问题至少在目前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许联合国人口司的此项预测已考虑到了生育政策调整因素，预见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放松生育控制，甚至转而鼓励生育。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政策生育率。同时，大量研究表明，人的生育行为并不总是能被政策所调控，尤其是在鼓励生育方面，政策未必能够奏效。与我国生育文化较为接近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低生育率态势一经形成，尽管政府鼓励生育，但其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1.3以下的极低状态难以回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版报告对中国生育率已然回升并将在本世纪内持续上升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假设。
    最后看死亡水平估计。与上一版相比，新版报告显著提高了对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平均提高了2.2岁。其中，将2005～2010年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71.1岁提高到74.4岁，与“六普”结果基本相当。这一调整是尊重普查数据的结果，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2012版《世界人口展望》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总量数据进行了远大于普查结果的估计；对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做了持续上升的假定；调高了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值。而这三种调整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导致其得出中国人口增长时间延长、人口峰值增高的预测结果，更不必说三者同时作用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因此，当我们在引用联合国报告的预测数据，惊呼中国人口增长“回弹”的时候，不应忽视其背后所依赖的假设条件。至少，这样两个重要的假设条件是不容回避的：一是假设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六普”结果高出2000多万；二是假设中国生育率已于2005年左右触底反弹，并将在本世纪内持续上升。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两个假设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的“联合国人口预测”的可信度恐怕也得打打折扣了。（作者系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创新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