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绿色官员”脱颖而出

    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此言引发社会热议，这可能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干部考核机制将会增加“生态效益”新内容。对一些“绿色官员”而言，可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当然，“绿色官员”并不是非常清晰的概念，通常是指那些比较注重环保、民生的地方“一、二把手”。作为地方官员的他们，升迁与否，在相当长时间与数字有关，尤其是GDP的数字。而目前的干部考核机制，对他们颇为不利，所以便有了“绿色官员”升迁难的命题。
    打破升官“潜规则”
    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教授的团队不久前搜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根据这项统计，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们升官概率是负值。
    正是这样的晋升“潜规则”，无形中给众多地方官员一个指示，在任职时一定要把GDP搞上去。这同样也制造了地方另一个顽疾——数据造假，不久前媒体曝光一些地方工业产值“灌水”数倍，以至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通报批评。现在比较火热的“克强指数”，其出现也有一些地方统计数据不可靠的背景。
    对于“绿色官员”而言，他们很难在这样的考核体系中脱颖而出，因为一旦比较注重环保、民生投入，那么在经济发展增速上总会有所迟滞，毕竟财政资源是有限的。
    不过，最近这些“绿色官员”可以感到些许暖意，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公开资料显示，这是近年来，中央高层首次将环境生态指标列入干部考核内容的表态。
    虽然还没有见到具体的考核体系指标，但是这个方向却让环境产业以及专家学者看到了希望。对于环境产业而言这是一个大的利好消息，这意味着政府更看重，也会有更多的投入。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告诉《第一财经日报》，GDP考核确实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很多地方官员明知道一些项目不会带来就业和税收，但仍然要引进，就是因为项目可以带来GDP。GDP事关地方官员的升迁，就决定了各级政府的行为规范。“中央如果真能对现有的干部考核标准进行大的改革，各方关注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破题。”匡贤明如是说。
    惯性与利益是阻力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在于地区间的经济竞争。
    正是了然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一位金融研究机构负责人对本报分析说，地方官员已经紧紧地跟经济捆绑在一起来了，尤其是这不仅仅涉及考核的问题，也还有现实的利益。
    不久前，本报记者在采访一位中部省会城市的市长时就注意到，他对于发展中部城市圈颇有见解，但是也尴尬于当地的经济总量在四个中部省会城市最低，所以他直言“奋起直追，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而他所选择的产业包括航空、汽车等，都是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地方经济总量的项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也对记者直言，“地方官员追求GDP，主观上能够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满足各种利益诉求；客观上，改善民生和环境也需要经济基础”。他认为，不改变地方政府大家长的地位，不减少地方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地方政府追求GDP是难免的。
    这样的观点也有一定代表性，匡贤明去年一年跟踪了广东某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试点，虽然试点取得不少成效，但是他也承认如何将这些工作与地方官员的考核结合起来有难度。一旦缺乏激励，那么就会缺乏长期推动公共服务的动力。
    一位局级政府官员私下直言，GDP统计和排名虽然不太科学，但就像高考一样，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数量化考核，是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之一。问题是，要优化这个考核，很难。
    如何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这十二个字变成可操作的方案？匡贤明认为要有量化标准，但不太容易设置出来。
    技术难住“绿色GDP”
    此前，一些地方和机构也尝试过“绿色GDP”，试图弥补当前GDP作为经济指标的缺陷，就是把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也加入其中，但是这样一来，绿色GDP看起来就不会很鲜亮。最近有机构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GDP的1.2%”。
    匡贤明说，绿色GDP始终只有个别地方在试点，没有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也没有作为真正的硬指标。具体原因，他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上的原因，绿色GDP也好，公共服务也好，甚至有学者提出的财政支出绩效来考核，目前统计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东西。
    其次是官员利益问题，今年引进的项目，最快今年就有GDP了，而今年投入环保或其他公共服务，出效果并不那么快。
    最后还有理念的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建设的理念根深蒂固，公共服务、环保的理念尽管这些年明显强化，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正是观念上误导，也使得这些年在公共服务以及环境保护上，民众的意见比较集中。
    一位环境产业的高管也告诉本报记者，这种逻辑很类似企业管理，在公司初创期或野蛮生长期，业绩考核无疑是第一位的，但到一定规模，有一定积累后，需要考虑长期经营目标时，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法)就不是简单的销售业绩利润指标了。“中国到了要调整的时候了，所以，虽然考核不是万灵药，但却是必备药。”不过，他也提醒说，希望这种考核标准出台之后，官员的导向和激励机制改变，不要造成既有的一些项目烂尾或者停工，那样多少有些得不偿失。
    本报采访的多位企业和学界人士都认为，根据GDP考核官员的体系，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为“保增长”和“求政绩”这样的诉求权重高于“环保”、“民生”这样的因子。所以，即便表面上提出要看综合效益，也形成考核指标体系，但实际操作中还是难免重看业绩。
    这些人士认为，通过考核，被动地做效果都不会太好；而通过机制设计，让地方政府主动要做，效果会好些。也就是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但制度和机制如何来设计，如何把地方官员的诉求和中央政府的导向结合起来，这可能也是考验组织部门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