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已越过能源需求强度拐点

——访国际气候政策中心执行董事托马斯·海勒
本报记者  姜业庆
    国际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下称“中心”)是一个非营利国际研究机构,总部设在旧金山,旨在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近期,该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政策气候”的报告(下称“报告”),分析了中国、巴西、印度、欧盟以及美国过去三十年来的气候与能源政策。该报告显示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上面临着一些相似挑战。
    日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际气候政策中心执行董事、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托马斯·海勒(Thomas Heller),并与他探讨了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时报:中心当初为什么要撰写这篇报告?
    托马斯·海勒:一谈到气候变化,人们总把注意力放到国际间的气候谈判上,而更多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实际行动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我们想通过这份报告检验世界上几个重要地区的气候和能源政策的推行进展,从而分享他们的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时报:这份报告有没有令人意外的发现?
    托马斯·海勒:我们看到了各国之间的相同之处,这一点很有趣。所有国家都想要绿色发展,也都一样要面临如何走上绿色发展的选择。中国政府的情况和经济环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但也和别的国家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决策挑战,如何平衡国家政策和地区政策?是使用强制手段还是采取经济激励机制?我们的报告对这些共同挑战进行了阐述。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中国在气候与能源政策方面有哪些成功之处?
    托马斯·海勒:中国有雄心勃勃的目标,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也一直在政策方针上寻求创新,起先是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现在是低碳城市试点、碳排放权交易、经济刺激机制等一系列实践。
    报告注意到,中国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其中在“十一五”期间,仅关停小火电项目就节约了1亿吨以上标煤,而在2000年至2010年间,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了6倍。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在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
    托马斯·海勒:中国面临着两个主要挑战。首先,中国必须想办法摆脱持续增长的燃煤发电,转变能源系统,把重心转移到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上来。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但截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仍只有传统能源产生电力的1.37%。如果不控制燃煤发电的增长,不论燃煤效率如何提高,都不足以实现中国电力生产部门的脱碳化。其次,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以抑制能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中国要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因为服务业对能源的需求没有那么密集,只有工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六分之一。同时,应该将经济的重点放在国内消费上,而非投资和出口,这些将为中国的能源使用状况带来巨大改变。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有所行动,但领导层仍然需要对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做出进一步调整以促进这种转型,实现低碳发展之路。 
    事实上,中国可能已经越过了能源需求强度的拐点了。2012年,中国的服务业增长占到了经济增长的57%,而不是2011年的44%,同时,电力需求增长已经放缓。2012年,电力需求只增长了5.5%,不到2011年的一半。与此同时,2012年煤炭需求急剧下降,今年的煤炭价格仍然很低。这对中国来说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它为中国经济脱碳化呈现了一个巨大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工业仍旧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怎样提高工业能源使用效率?
    托马斯·海勒: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所有工业部门的排放强度都已大幅度降低,但由于现在大多数的大型企业都已经采取了一些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要进一步减少排放强度将更加困难,成本也将更加昂贵。实现千家企业节能减排的下一步是实现万家企业的节能减排。报告所分析的其他国家经验表明,通过政策激励与目标约束相结合,可以帮助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获得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此外,由于目前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比东部企业要低,中国政府也认识到需要把重点放在西部企业和东北企业的节能减排上。
    中国一直积极寻求绿色发展的道路,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正如我所提到的,中国将经济向服务业转型的努力已经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并把中国带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国需要将这种转型继续下去,同时也要从煤炭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过渡,并继续提高其工业和建筑的能源利用率。许多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互相学习彼此的经验是很有益的。归根结底,各国追寻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经济的发展和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