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经济学的大综合

——关于“算法方法”的对话

　　近几年，经济理论的改造和重构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的不满日益强烈。独立经济学者李斌先生所提出的“算法经济学”日前推出了2.0版本，即《社会科学原理初探：算法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原理》”）一书。按照作者的说法，该书旨在运用“算法原理”来构造社会科学基础，并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进行铺路。为此，本报编辑黄小鹏与李斌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以下是内容摘要。

　　黄：首先祝贺《原理》一书出版。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促进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可是，我发现你却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上，这是为什么？

　　李：因为经济学的基础非常不牢靠，为了改造经济理论，不得不迂回到“社会科学”方面去。这是一种“客串”行为，我只能勉为其难。不过，好在社会科学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这就并不显得我的工作那么业余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发现经济学的真正问题之所在，那么相关解决方案本身就是现成的“社会科学原理”；不提高到这个层次来论述，不足以把问题讲透。

　　许多经济学家都强调社会科学统一原理的重要性，例如哈耶克就是如此。社会科学原理对于每个社会科学学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必备的知识。缺少了这种知识，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现象。

　　黄：那么，这样的“原理”具体是指什么？

　　李：坦率地说，在“算法理论”提出之前，这样的原理是不存在的。由于统一的社会科学尚不存在，所以它的“原理”也就不存在。有谁学习过这样的原理吗？在社会学系，存在一些类似名目的课程，可是，你翻翻它的教科书，令人失望极了。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之辞，而是一种学术现实，理论大师们对此无不心知肚明。这个议题曾经在19世纪得到热烈的讨论，由于得不出满意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后来就各走各的路了，一直到今天。出于学术利益的需要，这一点被小心掩盖起来了。这就好比卖凉粉的人，他总是说自己的凉粉很好，至少也差不多，他绝不会说自己的产品其实还很不像样。

　　黄：经你这么一说，让人顿生好奇感。愿闻其详。

　　李：比如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怎么个“有限”法儿？是不是说能认识的就一定认识到位了，不能认识的则永远不能？人为什么会产生“非理性”行为？为什么要遵从习惯行事？人与人有差别，有矛盾，这些矛盾能不能最终解决和消除？思想为什么是多元的，我们又为什么要维护多元性？自由、民主的含义都是什么？社会世界是一个归于静止状态和最终平衡的过程，还是一个单向“大爆炸”的过程？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创新和发展现象？法律、制度、组织和道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需要社会工程学和政策学？等等。尤其可以强调一点：算法理论揭示了创新与发展的不可避免性，或者说，揭示了发展现象的“奥秘”，我认为此前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

　　黄：一本书能解决这么多问题吗？

　　李：我发现，要回答所有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只需要作出一个简单的假设，也即提出“算法理论”即可，其他一切都是这个理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算法理论不是一切，而是引起其他一切相互反应的“催化剂”。我所做的就是这个催化过程以及其后的综合过程。

　　社会科学如今的可悲现状，是由于一些关键的道理尚未被认识到。例如，只要计算的速度是有限的，在决策的时间紧迫性压力之下，当事人的思想必然就会“跑偏”。这并不是说当事人的智力不够发达，而是因为来不及；他无法做到“机关算尽”，于是就进行猜测，就凭经验办事。我把这个叫做思维的“弯曲”。这并不是单纯为了模仿爱因斯坦，而是因为这与相对论所讲的“时空弯曲”的确很相像。各人的思维朝着不同的方向弯曲，于是就产生了主观性，产生了色彩斑斓的社会世界。由此我们还可理解演绎推理与其他思维方法之间的关系：人的思维活动是由“演绎算法”与其他“另类算法”所串接而成的一条链子。

　　黄：为什么叫做“大综合”？

　　李：算法原理的发现首先意味着经济理论的综合，其次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综合，再次意味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一致化，最后，它还意味着对现代哲学诸多流派的综合。所以，我称之为“大综合”。其实，所有的综合都共享同一个原理。卓别林有部电影叫“独裁者”，后来改名叫“大独裁者”。我这是模仿他。

　　黄：（大笑）这真是妙趣横生的对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单独谈谈经济学了？“算法经济学”这个名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李：按照上述逻辑，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容易得出，即“算法经济学”就是指这个统一的、单一的经济学，而不是指与其他流派的经济学相并列的一门经济学。如果经济学者们最终同意这一点，那么前面的修饰语“算法”一词也就可以省略了。算法经济学旨在采用严格推理的方法建立起这样一个经济世界：在其中，当事人如同真人那样行事，价格是变动的，存在人际分歧与博弈，静止部分与变动部分共存，存在制度与组织，存在货币、资产、金融与发展现象。简言之，我们将力图采用这种巧妙的“算法方法”在原则上全面解释当前的世界，并提出“算法式”的政策建议。

　　黄：我是学宏观经济学出身的，能否说明一下算法经济学是如何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综合的？

　　李：可以举个例子。有一种奇妙的“麦田怪圈”现象，我们在地面上的人一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可是，飞行员却可以在空中发现它，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每个人的视域都是有限的。同理，假如人的计算速度是有限的，加上有限的观察能力，独立于各个普通当事人的“宏观现象”也就产生了。这就是说，一个适当的“有限理性”概念正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

　　黄：你最近连续写了两篇关于“德国式经济政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好评。你认为这个题目与算法经济学具有什么联系？

　　李：实际上，我是先推导出若干“算法式的经济政策”，然后才注意到“德国模式”的。这时，我发现“德国式经济政策”与算法经济学很相符。算法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不同个人行为的“异步性”的基础上，所以创造巨大而集中的政治权力的凯恩斯主义就是有害的。德国对经济的管制虽然有其严厉的一面，但是，它并不赋予行政部门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更多采用法治的、分权的方法，这就比凯恩斯主义要好。德国人反对资产炒作活动，因为它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而像新古典经济学这样的静态学说，不可能真正地关注稳定问题。只有真正动态的算法经济学，才能引导我们有效地讨论稳定性。

　　经济学者们对于法律、政治、宗教、伦理、文化等的社会作用普遍地不大理解，因而往往对之抱持敌视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怎么可能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呢？所以，经济世界问题成堆，也就不足为怪了。要改变这种局面，不能过于心急，而要从对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