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览专访资本市场法制之问

发布者：《金融博览 财富》  发布时间：2013-1-4 9:15:53

本刊记者/孙柏 吕晶晶
       投资者权益保护任重道远

记者：在许多媒体眼中，您既是一名律师行业的从业者，同时，又是“金融维权”的代表者。在您眼中，我国个人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的情况如何？

张远忠：我国《证券法》第一条就有规定，“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制定本法”，也就是说，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是《证券法》的立法根本。证监会也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口号登在其官方网站的显著位置。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我国个人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的情况还远远称不上好。

具体来说，当机构一方出现违法违规事件时，监管部门往往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进行处罚，而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例如，中国宝安、新黄浦等几家公司出现重大违法事件，但结果只是被出具监管函或被交易所谴责，导致投资人损失无法索赔，因为投资者索赔必须以证监会行政处罚为前提，而监管函与谴责不属于行政处罚措施。再比如，华东医药等公司违反股改承诺至今，也没有被行政处罚，而投资人则亏损累累；南方基金公司出现重大违约事件至今也没有被处罚，等等。

中国股市十年涨幅为零、2012年沦为世界最差股市、无数次上演推倒重来，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没有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记者：在您看来，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投资者权益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以致维权案件频发。这是由于股市运行机制问题造成的，还是法律、制度层面存在缺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张远忠：两者都有。先谈制度规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需要完善。

具体来说，第一，涉及投资者权益的责任条款比较少。比如，某金融机构违反了证监会的规定，需要承担的责任比较模糊；对于投资者来说，比较关心的是赔偿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民事索赔在规章上没有具体体现，这样投资者在索赔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在金融法律方面，需要证监会和银监会来引领法律法规的发展，并通过法院判决予以确认，之后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要让法院有切入的入口，在规章的制定上把责任认定和去法院诉讼、救济的渠道明晰化。责任认定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途径的欠缺，会导致规章的效率和威慑力降低。这一点，在中国香港和美国有良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第二，很多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比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还有银行理财及其银信合作方面的司法解释，都存在空白。银监会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证监会也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局，这与国际化趋势是一致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危机进行总结时发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弱化和市场监管的弱化是导致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比如，金融衍生工具是最需要监管的，而到后来，却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谁都看不懂的衍生工具，这样的工具却最终卖给了消费者，并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

再来看股市运行机制。应该说，中国股市投资者信心的树立，确实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制度建设又是股市运行机制的前提，制度和机制是相辅相成的。但这个问题要解决确实比较困难。从监督者的角度来看，监管权的独立性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执法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很多干扰。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监管者的独立性是非常关键的，否则，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司法方面的配合也很重要，毕竟监管者的力量是有限的。

记者：要消除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熊长牛短的现象，要进行哪些制度性的变革？

张远忠：股市下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制度性黑洞吞噬了投资者的信心。20多年来，中国股民尝够了坐过山车的滋味，而这一次的五年熊市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为了中国股市，管理层做了很多事：降低交易佣金，停止新股发行，吸引社保资金、保险资金和QFII等社会资金入市，推出差别化股息红利税，等等，但股市就是“不听话”。

我们股市制度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患上了“利好综合症”。每次下跌以后，管理层都如同哄自家孩子，用各种“利好”重树孩子们的信心，这样反复的次数多了，孩子们对父母的承诺也失去了信赖。这样下来，利好的边际效应就消失了。

尽管今年的资本市场新政喊出了一些“股市好声音”，但是中国股市的制度性变革不是证监会能够左右的，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牛市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要消除我们的制度性黑洞，就要让监管者有法可依、有合理的权限可用；让违法者必被追究；让投资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个很好的榜样。美国股市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磨难，但都总是“牛长熊短”，这归功于美国几次重大股灾之后开始的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