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or“城镇化” 谁更符合国情？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在多种场合宣称：“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很多学者对此反驳称：“目前一线城市人口导入压力过大，而我们的大城市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远没有跟上。盲目推行城市化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城镇化更符合国情”。
     事实上，像“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人口过于密集已经成为了当地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这些城市出现严重的“城市病”，如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日益拥堵、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则表现出后劲不足，许多农村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日趋凋弊的景象。所以，笔者也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城镇化改革，而非简单的将人口聚集在大城市中。
     然而，周其仁教授更以大东京为例，称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尽管大东京的高密度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但“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挡。
     笔者认为，周教授忽略了，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巨型城市、超大城市人口十分集中，但在这些国家基本上只是经济发展资源布局的相对不均衡，而与民生有关的社会建设资源却是均衡分布的，其中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尤其合理，因而并不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整体提高。这种情况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在日本，所有的县都有大学，基本上每10万左右人口就建有一所大学。北海道有8.3万平方公里、570万人口，拥有62所大学（其中，短期大学即高等职业学校就有22所）。埼玉县面积约3800平方公里，人口700多万，拥有61所大学，其中16所短期大学。爱知县面积为5100平方公里，人口710多万，大学有73所，其中33所短期大学。小小的冲绳县还有9所大学。

 　　在美国，在城市与城镇拥有大学数量的比值高于1:1（即市拥有的大学数量高于镇拥有的）的州只有18个，而且高出比例平均不超过2：1。另外33个州的高等院校多分布于城镇中，上述比例在1：2以下的就有21个州，个别州甚至达到1：10。比如，加州大学有10个分校区，但它们分布在不同市镇，而且每个分校区都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也是社会建设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而在中国的基本状况是，权力中心在那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就集中在哪里，国内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大中小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社会保障条件等，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而人才资源、人力资源也过度集中在这些城市；同时，这些大城市周边的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各方面资源，则不断流向这些城市。而且向主要城市集中的资源十分系统全面，不仅是经济建设资源，尤其是反映社会建设水平和民生状况的资源更是畸形地集中。以教育资源为例，全中国也只有寥寥几所大学坐落在县城，如曲阜师范大学在曲阜县城，浙江林学院在临安市，江苏的常熟理工学院在常熟县城。这是中国城镇化程度不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像周教授所建议的那样，继续推动或者任由人口向少数巨型城市、超大城市集中，只会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分布状况更加恶化，从而使健康的城镇化推进步履维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正确的做法是，必须遏制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向巨型城市、超大城市过度集中，并推动已经过度集中的经济建设资源尤其是社会发展资源适度分流到中小城市、小城镇（县城和中心镇）、新农村（中心村）去。

     现在中国的国情是，大城市承受不了庞大人口的导入，而广大中小城市或市镇才是吸纳人口的最佳去处，所以未来中国各项社会资源应更多分流到中小城市或村镇，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笔者建议各级政府，首先是省级领导机关，认真检查自己所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对其中推动资源往少数巨型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往领导机关周边集中的发展思路坚决加以调整，从而让城镇化真正能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健康快速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