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适度抗争，适度妥协，建设博弈平台

 

 

前辈学者资中筠先生指出，“中国的希望在体制外”，反映了老先生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对当下的悲愤！或者，中国并没有老先生估计得那么糟。也许，其可修正为：“中国的希望在体制内，更在体制外”。

为什么老先生有如此忧虑与悲愤？笔者推测，在老先生看来，当前的体制已经相当僵化。唯有通过体制外的努力，才能够促进体制内的变革。

何谓僵化？为什么会僵化？前者，无需解释。后者，笔者的解释是，由于长期缺乏行动，而导致机体功能性缺失。僵化是缺乏行动力的表面症状，僵化是后果，缺乏行动力，缺乏行动才是原因。

 

一、哪三种共识？

共识网提出，“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荣剑先生提出，“需要上下、左右、内外，三种共识”。无疑都切中时弊！因为，共识是通向行动力、行动的关键！

荣剑提出的三种共识，笔者认为有一些细节方面值得推敲。“上下共识”，荣剑解释为“朝野共识”，完全赞同。可能，“体制内外共识”更中性点，更容易让人接受。

“左右共识”基本不成立。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当下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左右之争。“左派”不过是文宣部门在体制外的延伸，是体制外的体制内，他们往往侧重于体制的合理性论述，而鲜有提及体制的弊端。连起码的学者独立性都没有，谈何左派。相反地，所谓“右派”，倒是经常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主张平民的利益、权利、权力。这哪里是“右派”，分明是“左派”。

“内外共识”则更牵强。海外同胞中，从来不缺乏深具家国情怀的学者。但能够在国内发点声音的，则多是论证体制合理性的匆匆过客。选择故也！笔者不敢妄自推测其人其事，但没有几十年在中国的切身生活体验，能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吗？如果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那些远在数千里之外，凭借悬丝诊脉高超技艺的“老中医”，不是太冒险了吗？

如果以上分析没有问题，荣剑先生的三种共识就可以归为一种共识，体制内外共识。当然，这并不全面。毛主席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派内无派，千奇百怪！”，体制外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是如此。

因此，“三种共识”应该是“体制内共识，体制外共识，体制内外共识”。此为对症，对症才能入药。

 

二、适度抗争，适度妥协

十八大以来，围绕“网络实名制”，“禁闯黄灯”，“中国梦，宪政梦”等事件，弄得人声鼎沸、纷纷扬扬。说起来，都不是什么军国大事，为什么反映如此强烈？国人需要深思！

笔者以为，主要是出于国人强烈的安全感缺乏。试想，薄熙来主政重庆的“唱红”、“打黑”，是否带有强烈的管控社会意味？是否带有强烈的“文革”倾向？而至今尚未有一个说法。国人不免将以上三个事件做不恰当的联想。在笔者看来，这明显是多虑！但要改变人心难啊！

就“中国梦，宪政梦”而言，笔者以为，这不过是中国文人历史悠久的家国情怀的一次梦幻表达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十八大讲得很清楚，“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宪法的关键在落实”，何必如此心急嘛！

由于缺乏体制内外的沟通与了解，不免产生误会，不免产生不安全感，不免产生焦虑感。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有压制，何来反抗？或者，这种压制是现实中存在的，或者仅仅只是一种担心，仅仅是一种焦虑感。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中国当下存在着体制僵化。有僵化就需要有抗争，抗争是治疗僵化的根本方法。但是，笔者希望这种抗争是适度的，仅仅在于唤醒体制的行动力，而不是与体制对抗。

适度抗争，好比是小孩子用粉嘟嘟的小拳头给父母锤锤背而已，并不是让一个十年缺乏运动的高血脂中年人去跑马拉松（笔者深有体会），那是要死人的。

但适度抗争，也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适度妥协。妥协是双方的，抗争一旦出现，要么是以双方适度妥协为结局，要么是导向强烈的抗争与强力的压制。如果出现后一种局面将是体制内外的双输局面。值得深思啊！

 

三、建设博弈平台

人们必须了解，体制外抗争只是体制内分歧的一个镜像。体制内分歧比体制外分歧更需要一个博弈的平台。笔者试对前十年做一个简单概括：“有为，无为，各自为政”。有为者是经济，因为政府过度有为，经济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大。无为的是政治，所谓的“几个常委，几个主义”，是不是意味着国家领导体制的“包干制”？怎能不僵化？无怪乎温家宝总理一再呼吁“要进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啊！

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海内外许多经济学者面向东方，发出“还是中国的体制好啊”的赞叹！可惜，这是跨越时空的比较，是不能当真的。

笔者以为，民主制度之所以是最不坏的制度，乃是因为通过一个平台上的反复博弈，建立共识，建立理性。虽然慢了些，效率低了些，但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如文章前述，中国当下需要克服的是僵化，前提是恢复行动力，恢复行动力的关键是建立共识。但共识如何建立？笔者以为，共识不是论证出来的，是博弈出来的。

如何博弈？笔者建议，建立两个博弈平台。一为中央政治局下设“国家政务委员会”，一为人大下设“国家改革委员会”。前者是偏重于处理跨部门问题，如“南方周末事件”；后者偏重于解决对于当下有重大关切的法律问题，如“有条件赦免腐败”，“有效推进司法独立”，“学者言论自由”等。

显然，这两个委员会都是体制内的，但可以吸纳少部分体制外力量参与，以作为缓冲，并提高科学性。此外，体制内各种力量代表的置前博弈，有助于降低体制内力量的相互制肘，防止滑入前任“无为而治”的困局。

 

最后，笔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破局”。谁能够破局，谁就能够赢得民心。此乃中国希望之所在，是“中国梦”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