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三农研究者的认识应予正视！

据南都报报道，李昌金只是江西宜黄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委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三农研究者。他曾以“慧昌”的笔名投书媒体《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其文章被提炼出“没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试图通过对这一全国关注事件的解读，在国人面前撕开一道口子，让国人看看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地方发展逻辑，尽管看上去是那么血淋淋的。南都记者采访了李昌金，回过头再重新探讨与思考文章的说法，以及交流他对于当下中国农村现状的各种看法。

本博认为：冷静理性地看，该研究者的若干认识是值得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参谋者乃至相关发声者深思的。尤其是以下观点：

（1）为何公众都习惯性地站在被拆迁者一方？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借以逃避残酷的现实。还有就是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宣泻这种仇官心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并且这种指责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本博评论：现实中可以尽情批评的东西不多，仅限于“中国足球”，以及城管、拆迁等“临时工”行为。

（2）“强拆式发展”一词值得商榷。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使用包括强拆在内的强制性措施，正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本博评论：强拆数量是经济目标决定的，有多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就必然伴随着多大规模的强拆。矛盾在于：执行强拆的“临时工”，不是一层一层经济目标的决策者。源头不改，强拆难止。

（3）现在令人担忧的是，积极或过度的城镇化是否会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陷阱？中国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四五亿农民把农村大好资源废弃，背井离乡挤进城镇，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三无农民、城市贫民窟……尤其是一旦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农民工失业，这些进城农民靠什么维持城市高消费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吗？

本博评论：千万不要为了一个近期目标，却为将来带来层出无穷的不可逆后果！

（4）政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恶习难改，这其中，中央农村政策偏离农村实际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央财政每年投到农村几千亿资金有多少打了水漂？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级领导层内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包括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们。

本博评论：现实中不少政策，文字上说理论联系实际，而实质上既缺乏理论又难以联系实际。

（5）在搬迁征地方面，要达成公众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平衡，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方面约束政府，合理补偿，以保障被拆迁户权益；另一方面约束被拆迁户，诉求合理。但在当前利益格局之下，要构建这样一种协商机制以及救济途径很困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现实有偏离，由此导致基层政府无所适从，只有各行其是，采取以“摆平”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办法，但这种办法危害很大，后遗症很严重，最终公众利益与个体权益一起受到伤害。

本博评论：各层级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典型的“庸医治疗箭伤”的做法。

（5）如何看待运行了30多年的村民自治？搞选举容易、搞法治难。制度比人重要，只选人不选制度的民主，这种民主的意义就大打折扣，这种民主就变成“轮流坐庄”，那谁当不一样？按农民的话说，就是“条条蛇都会咬人”。全能型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什么都让政府管死了，农民有什么可以自治？只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不健全。无组织的农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历史常态。

本博评论：某些事物，“底层设计”就是最好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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