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落地”的杀伐之气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成立后的首次专项行动已经“亮剑”，按总局的部署，从5月底到9月底，开展打击保健食品“四非”专项行动。在日前召开的打“四非”新闻发布会上，食药监总局规划财务司负责人王小岩表示，目前在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要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

王小岩的这句话，成了一众媒体热烈报道的内容，有的甚至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人头落地”四个大字夺人眼目。不知道那些正在制作有毒食品的人是否看到这样的大字，我面对这四个大字的第一感觉是闻到了一股杀伐之气。“人头落地”，从字面上来解释，自然是用刀将人的头砍下来，作为一种刑罚，对犯罪分子无疑是有很大威慑力的。但是，这种刑罚也因其过于残酷而已被文明国家废弃，今天，越来越多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处死犯罪分子时大多是注射毒液使其安详死亡，中国也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因此，“人头落地”这种场景，至少在国家法律的层面上，已经不复存在。

当然，王小岩说的“人头落地”，并不是真的说要恢复这种酷刑，而是指对制作有毒食品的犯罪分子施以重刑，如果致人死命，犯罪分子就会被判处死刑。但是，这种充满血腥之气的话语在在由政府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宣示，却有违现代政治文明。对于这种充满暴戾色彩的语言，中国人并不陌生，几十年前的“文革”疯狂的时候，主流话语充斥诸如“炮打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的口号，对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是“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暴力语言的泛滥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满恐怖色彩，它已经成为“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革”的恶梦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因此，尽管“文革”的这一页已经翻了过去，但是它无可避免地对曾经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习惯产生了影响。今天的中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正是“文革”的巅峰时期，在共青团、少先队被砸烂以后，当时学校里的官方组织只有红卫兵和红小兵，每一个中小学生都被裹挟在这种组织之中，主动或者被动地接受“红色教育”。青少年时代语言训练最为重要的语文课，其课本被语录和大批判文章所代替，能够进入学生课本的大都是充满战斗力的激扬文字。这导致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只是学到了这样一种暴力色彩浓厚的语言风格，至于汉语所表现出的多样风格，则已被当作“封资修”的玩艺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阅读的贫乏和断裂，使得整整一代人的语言学习缺乏“童子功”的训练。今天，当年的中小学生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讲话的词藻却难以摆脱青少年时的影响，以至张口就是“人头落地”。

当然，就“人头落地”这个说法来讲，虽然充满了暴力色彩，但它作为一种语言的表达，并不需要从“语籍”中开除出去，但那要看是在什么场合，比如得到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他已被封为语言的大师，而在他的作品中，人头落地的场景不乏其例，特别是一部《檀香刑》，更是充满了血腥味浓烈的句式，没有“百毒不侵”的身心很难坚持读下去。但是，官员在一个正式的会议上讲话，不是提倡个人风格的文学创作，其言谈应该符合现代政治文明，摒弃那种极端的、甚至充满暴力和血腥的用语。毕竟，把死刑说成“人头落地”，痛快是痛快了，但却是一种语言的污染。

其实，就目前泛滥的有毒食品来说，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因此，仅仅对犯罪分子加重刑罚是否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还是充满疑问的，即使是一些致人于死命的恶性案件，有毒食品的制售者也只是为了赚取不义之财，这与故意杀人的刑事犯罪还是有区别的，因此是否要用死刑还是必须由司法部门根据犯罪事实慎重考虑，而不是由食药监部门的官员以一句“人头落地”来决定的。要让正在展开的打“四非”专项行动收到理想效果，决不是向社会发出“人头落地”的恫吓就能起作用的。

（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