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良心说话，计划经济年代亦有腐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腐败现象凸显，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没有腐败。对当今中国腐败的深恶痛绝、怨声载道而认为计划经济年代社会清廉、没有腐败，仍然是情绪对理智的障蔽。凭良心说话，计划经济年代亦有腐败。

如果把腐败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行为”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年代不仅有腐败，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比如，当时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走后门”，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腐败行为。尤其是“文革”年代，握有权柄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子女、亲友、熟人“走后门”，可以说是蔚然成风。不过，计划经济年代最腐败的事情，是有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就象后来的特权阶层的子弟拼命地往公司、往特区、往国外等容易发财的地方钻一样，计划经济年代的高干子弟是拼命地往军队、往军工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等高福利的地方钻。不仅仅是择业，就是入党、求学、升迁以及住房等方方面面，高干群体以及其他拥有权力的人都是占尽先机。只是由于当时政治空气下的高压政策，使得老百姓对这种特权表示缄默而没有象今天这般群情激愤。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自由度的不断增加，才使得负面的东西更容易呈现在广庭大众的视野之下。

当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计划经济年代，腐败的程度远不及现在，因为可供贪污的蛋糕的绝对数本来就不算大，但相对于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极低的生活水平而言，其程度亦不算轻。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年代里，江青就悠然自得地在她的房间里使用进口化妆品、欣赏着美国好莱坞的名片《出水芙蓉》。据晚于赵忠祥半年进入CCTV当播音员的吕大渝女士回忆道：“‘困难时期’广播局的一位副局长、一位局办公室主任，似乎将其管辖的食堂与农场，变成了自己私家的副食基地，大吃大喝，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的利益都不放过！”（见《走进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播音员的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48页）当然，这只不过是计划经济年代腐败之冰山一角而已。

计划经济年代不仅有腐败，而且当今腐败的弥漫，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大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后遗症所致，比如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这些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和包袱，就是诸多腐败得以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这一“怪胎”，会出现国有企业这一腐败的温床供腐败分子滋生吗？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的计划亦即管制，会有公开的、大规模的权钱交易等“寻租”现象的泛滥吗？看来，要消除当今的腐败，唯有深化改革，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继续走下去。

那种留恋计划经济年代、甚至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年代的人可能会质问道：邓小平不搞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腐败等问题和矛盾不就不会如今天这般猖獗和激化了吗？此话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不无道理，但继续固守计划经济体制而拒绝改革开放，那将会使中国出现另外一种极为可怕的情景：这就是整个民族将倒退到共同贫穷的时代，而贫穷不断继续的最后结果，或是改革开放，或是整个社会出现剧烈振荡而走向崩溃。不管是改革开放，亦是社会出现剧烈地振荡而走向崩溃，二者都必须为过去的体制性错误付出成本，而后者的成本肯定更高。社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成本，问题是：如何使成本和风险降至最低。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尽快走出“文革”灾难的最优路径。

总有那么一些“文革”的残渣余孽对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异常地眷恋，以至不顾事实地颠倒黑白，把那个年代美化。那是一个看似公正、实则毫无公正可言的可怕的年代，我们绝对不能再回去了！邓小平能够带领中国走出那个年代，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