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绕开政治改革令中国人蒙羞！

杨连宁：绕开政治改革令中国人蒙羞！

——参见《大避险：预警未来中国经济44个谜底》（九州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罗素把贪婪、怯懦与缺乏同情心列为中国人的3大性格缺点。33年来绕来绕去地总想绕开政治改革这个“地雷阵与万丈深渊”（朱镕基语），正是中国人贪婪、怯懦与缺乏同情心的表现；因而，兜了33年圈子谁也不敢趟地雷阵、跳万丈深渊。为什么？因为要撤换食肉动物的餐盘，有被护食者吞噬的危险——你知道动物护食时狂暴易怒——最温驯的小狗护食时，都会翻脸。也因此，国内这条“肥水不落外人田”的特权独占、食利自肥的食物链条上，顶端卧着一小群食肉动物，暴食暴饮后装睡叫不醒，靠底端那十几亿为填饱肚皮而终日辛劳的食草动物供养着。

“我刚刚看到一个统计数据，2011年上半年陕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7.2%，各项税收增长39.3%。这是荒唐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生态问题，任何良心社会都不应容忍。”（陈志武语）如果陈志武看到国内公园里的椅子或树木上，常常栓着个“×××认建、认养”的牌子，恐怕他的荒唐感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吧？连公园里的一座铁椅子、一棵树都要纳税人出钱养活，这条食物链不是令人忍无可忍吗？

“肥水不落外人田”是家族利益的复制与放大。高收入、高保障的官场、准官场生存与低收入、低保障的市场、半市场生存这两种生存法则，按照权力身份把中国人划分为少数食肉动物与大多数食草动物。权力是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市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苦乐不均过，财富的巧取豪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收入分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疏有别、肥瘦不均过，特权的独占分肥也从来没有这样猖獗过。总之，社会食物链的排列从来没有这样真实醒目：离权力越近的越富，离权力越远的越穷！

西谚说，鸭子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鸭子，被打扮成“涂上了口红的猪”，但它的叫声与走路的姿势，证明鸭子就是鸭子：我们的经济制度，沿袭的仍是权力配置资源；我们的政治制度，沿袭的仍是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特权；我们的分配制度，沿袭了劳动者供养食利者。你发现“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的食物链，不但前30年管制经济时期与后33年半市场期间，始终没有改变；即便追溯2千年上去，历朝历代不也是“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的吗？

33年来的历史表明，发财不难，难在君子求财，取之有道上——靠市场配置资源、分配财富是取之有道的，靠权力、身份分配财富则是取之无道的。自由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人类获取财富的游戏规则，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出世是人类的一大文明。什么文明？ “金钱取代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恩格斯语）——依赖个人自由与权利平等发财，而不再依赖暴力攫掠。而国内的第一杠杆仍然是权力、是刀剑、是暴力豪夺、是仗剑夺财——政府与事业单位、国企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体制，也即效率低下浪费了资源的国企，连同并不生产财富的行政事业体系，超额分配了国民收入，切去了财富蛋糕的一大半——暴食暴饮后昏睡顶端的食肉动物，只能靠食草动物供养。

改革初期有个说法，把放权让利叫做放水养鱼，政府像个养殖户，放水养鱼是为了等到菊花黄、膏蟹肥的收获季节下手的。其实，财政部的官员也是这么说的：“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放水养鱼，培养税源。1995年以后，放水养鱼就进入了收获期。”（贾康语）显然，征税权没有宪政制约，市场被当成了自家的养殖网箱，政府不就是个撒网的渔夫吗？你不妨看一组数据：2010年香港GDP是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是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是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的45%；而广、深两市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仅占税收的3%。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语）因而，改革的实质，是33年来对于前30年的否定与纠错，拨乱与反正。不否定前30年，难道要否定这33年吗？“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的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周其仁语）——显然，放权让利是做对的，打破集权，打破垄断，打破政经一体、政社一体、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制度桎梏是做对的；而政府扩权、国企争利则是做错的，是朝着前30年的回归、倒退、复辟，不是吗？不否定前30年，难道要向改革前回归、倒退吗？

有人说，政府全盘掌控、国企全盘垄断的模式，不是被证明是成功的吗？陈志武反驳说：那前30年掌控更严紧、垄断更集中，怎么会弄到连个温饱都混不上呢？不是政府放权、国企让利，哪儿会有这33年的进步？可见，做对的事情不是政府扩权，国企争利，而恰恰相反，是放权让利。要说33年来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那就是放权让利，给公民自由与权利平等是做对的。要说做错的，那就是改革流产了，兜圈子了，重返了扩权争利是做错的，不是吗？

“来自政府权力的过界侵犯，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周其仁语）“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斯密语）

你发现国内经济改革的课题，跟“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治课题是同一个命题，早已表明改革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反倒是问题所在”（里根语）政治改革难以启动，难在改革早已错过了最好时机。目前的政府已进入历史上财富赋敛最肥厚、利益负载最沉重、挖肉补疮最疼痛的状态，改革成了自我手术，难不难？

还是前领导人说的明白：你以为改革是改谁？改的就是自己。改革是海星断腕，纽虫断身，蜗牛断足，壁虎断尾的自我革命，这类绝地求生的自切自弃，古人叫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改革为什么难？难在它不是时尚的排毒、排油、排石之类无痛疗法，而是割瘤、割癌、割肿一类自切自弃自保手术。向自己开刀，谁不本能抗拒？

食肉动物吞噬食草动物的丛林法则、山大王法则、山寨“土围子”法则、人身依附法则等低等生存法则大行其道，最大的社会成本还不是财富分配不公，最大的历史代价也不是道德溃败，而是中华民族生存法则的倒退“返祖”。“返祖”是被渔夫打开的魔瓶，释放出人性的史前野蛮，召唤回来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好不容易渐行渐远的同类相残、弱肉强食的恐怖主义，召唤回来社会在发育过程中，好不容易摒弃得越来越少的动物性生存状态。

绕开政治改革，坚守动物化原始生存法则，亵渎了人类文明，令有5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蒙羞！也因此，张维迎呼吁：“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全世界和全人类共同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

（人民币20年超过美元200年的发钞量，为什么还闹钱荒？国内工资总额还不抵灰色收入的1/2，钱都跑哪儿去啦？参阅杨连宁警世新作《大避险：预警未来中国经济44个谜底》九州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当当网61折购书地址：http://category.dangdang.com/all/?category_path=01.25.09.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