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宏观决策水平需从数据做起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04-26/100520868.html   当前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欧美日启动大规模量化放松引发货币战争与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与影子银行风险如影随形，经济转型与改革又迫在眉睫。提高宏观决策水平，是驾驭海内外挑战的基本前提。作为判断经济形势最基本的统计数据，其质量不仅关系到市场的研究水平，更将极大的影响决策层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 对于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争论由来已久。海外投行已经编制克强指数，用发电量，银行信贷和货运量合成的指数代替工业生产等指标来判断经济走势。实际上，当前对数据呈现的经济形势，还是颇有争议的。早在去年年底，中国经济数据向好，市场上普遍对经济复苏较为乐观。但伴随着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GDP、消费、工业增加值、投资等数据均现疲软态势，证实了笔者关于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靠的观点。最新公布的4月汇丰PMI预览值比3月下跌了1.1个百分点，更加显示经济疲软。因为通常情况下，4月是制造业活动强劲之时，过去7年中，4月汇丰PMI比3月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   而令人惊讶的是，近两个月的出口数据高于预期，让人颇感不解。中国出口状况有所好转？其实不然。中国出口提升主要在于对香港与东盟出口的惊人增长，而对其他地区，包括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却非常令人失望，3月美国、日本、欧盟出口分别下降6.5%、10%和14%。   然而，对香港出口的大幅增加其实无法得到来自香港方面的数据支持。2月中国对香港出口同比增速为35.5%，香港从中国进口却仅为-18%。有人据此怀疑中国出口数据存在虚报或造假的情况，但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因为每张报税单背后都有严格的进出口贸易相对应。但笔者观察到，近月来，有大量企业存在同一批货反复通过香港进出口的现象，强劲贸易数据之下或许掩盖的是资本流入的局面。   笔者认为，如果剔除虚高部分，当前出口增长可能零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对于出口数据截然相反的两种解读说明，如果仅看数据本身而不进行细致分析，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对决策造成困扰。而这也恰好说明，高质量的统计数据本身是确保决策准确性的基础。   当前改善国内统计数据，提高数据质量还是大有可为。首先，需要弥补一些重要经济数据，如调查失业率、产能利用率等指标的缺失。由于目前中国仅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但近十年来，这一数据却一直保持在4%左右，鲜有变动，且与实际情况也严重不符，很难帮助决策层掌握有效的就业情况。学习国际经验，公布高频的调查失业率指标，对于当前中国来讲，不仅可行且十分必要。   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我们普遍认为当前产能过剩，而这也是为何当前信贷总量激增，实体经济依然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究竟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哪个行业产能不足，同样缺乏具体指标考量。美国统计和公布7000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时间序列，中国可以借鉴，以保证对各行业产能情况的判断和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在样本数量方面，当前对于中小企业统计数据仍然较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励弘曾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感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业统计只涵盖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约18万家企业，相比于美国1977年全部企业近1500万家进入统计，台湾1998年全部中小企业104.5万家进入统计。如果不能弥补这一统计空白，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分析工作无从谈起。   其次，中国应完善一些关键数据，如收入、消费、人口数据的统计方法。一直以来，学者与统计局数据争辩不断。比如，收入数据方面，美国可以通过纳税数据掌握居民收入的真实情况。而在中国，由于税收方面存在缺陷，统计局需要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居民收入数据。但通常来讲，高收入群体对于调查的配合程度往往比低收入群体要差，很多灰色难以统计其中。正如学者王小鲁便提出，当前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实际上是被明显低估的，居民的灰色收入其实并未计入收入统计之中。而实际上，居民收入越高，对应的灰色也收入越多。收入的低估意味着对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以及房地产泡沫程度等都需要重新考量，才能得出正确判断。   而对于中国消费率，也存在被低估的判断。前几日，笔者恰好在北京参加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上现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尽管当前官方公布的消费率不足50%，但其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消费率已经超过了60%。与之类似，学者张军早前也提出，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居住消费、官方统计数据没有涵盖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以及传统的住户调查方法存在局限，中国消费占比在2010年便已达到了GDP的60.9%，而非官方数据给出的47.4%。   另外，推动城镇化建设也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目标，但当前城镇化率数据也存在低估的情况。由于目前国内统计城市人口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按户籍统计，另外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但这两种指标对城市化率的判断都存在低估，比如在农村也有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而是二三产业，往往长期奔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并对城市形成了大量消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一些。   还有，需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如季节性调整等。目前公布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大多是实际数据，没有经过季节调整，而季节性波动的影响，如寒冷的冬季使建筑业和农业生产减少，节假日会带动一些商品零售等，都是需要剔除的。因此，有必要应用季节调整方法对经济序列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跟国际数据具有可比性。   再有，促进数据的透明化，鼓励民间组织与个人加入统计研究。官方数据经常遭到质疑，相当程度上与其数据处理的方法、数据来源、原始数据、覆盖面、流程等不为公众所知有关。如果在上述方面主动增加透明度，公开更多的统计细节，比如对于重要的通胀数据，定期公布CPI权重与权重调整历史，对于已获得的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数据公布月度指标等等，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公众质疑。   另外，鼓励民间群体和学术界对统计数据的深入研究，如社科院学者李杨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最后，降低官员对统计数据本身的影响。实际上，统计法早已赋予了统计数据的独立性，但由于地方官员对政绩的要求，统计数据往往受到很大干扰，这种现象在基层体现的更为明显。近日，便有媒体揭露，全国的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的情况，引起了不小轰动，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对此也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确保上报数据的准确。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高质量的统计数据本身是确保决策准确性的基础。如果反看越演越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其之所以引爆也与希腊财政数据造假，欧盟统计局失于审查有关。 因此，吸取国际教训，及时分析和改进宏观统计数据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数据质量，无论学术界与投资者研究，还是对于决策层制定政策，都是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