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权改革带来什么启示

改革三十年，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要说各方面改革都进行得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则显然不是事实——譬如，目前，“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就显示在我们改革事业中，还有死湾和盲点。就此而言，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应围绕地权展开。人类社会的基础，说到底，是其足下的大地；因而，社会要稳定，首先要它足下的大地稳定——换言之，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是地权的稳定。

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漫漫岁月中，同样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支撑日益庞大的人口，离不开土地私有制对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从远古时期的无主状态，人们或刀耕火种，或逐草而牧，对地权毫无概念，到部落之间划地为界，界内土地部落共有，到最后建立国家，国家又迫于人口压力将原来公有的土地逐渐私有，并用法律和法庭保障各家各户用地契、界石确立的私有地块。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人类付出匮乏，贫穷，饥饿，乃至流血，冲突，杀戮的高昂代价，才逐渐体会到越是人口众多，越是需要使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产权明晰化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此做到长期信奉不疑的民族，不但逐渐得以完善以保障产权为核心内容的法治，演化出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导致社会生活的和谐和共生，而且获得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土地承载人口能力的极大提高。对此顽冥不化，漠视甚至鄙视的民族，则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冲突，杀戮不断，既无法建立和谐和秩序，又无从积累财富和知识，继续处于野蛮无知，无法无天的状态。今天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或早或迟地实行了农地私有。如此漫长的时期，如此众多的国家，殊途同归，选择和保护农地私有，其中必定包含全人类反复试验后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

这种因为地权明晰稳定而带来社会稳定的情况，我们可举台湾为例。台湾人口仍不多，清朝也只设置一个府加以管辖，但科举制和儒家文化的普及迅速把台湾纳入中华的范畴。到后来海防思潮影响政府决策，遂设置台湾省，由刘铭传这样开明而务实的洋务派出任首任巡抚。刘的施政目标在于把台湾建成一个闽浙粤的屏障，铁路、矿山、银行乃至电报相继在台湾出现。这个发展却不幸被日本人阻断，日本人开始对台湾实行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为了表现自己和西方列强一样具有殖民的能力，日本开始一心一意经营台湾。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首先就是丈量土地、明确产权，这对台湾后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便是培育优良种子、提高作物产量，发展经济作物（特别是蔗糖）；然后是兴修水利、开挖沟渠。经过日本殖民政府的努力，尤其是在明晰地权方面的作为，台湾农业经济后来居上。日本政府还把台湾视为其南下的重要基地，发展工商业，修铁路、开矿山、建港口、鼓励营商。这些举措次第施行后，政府推行殖民教育，改造台湾人的思想。所以尽管有战时的破坏，日本政府经营的台湾经济社会获得好后的发展，尤其是明晰产权、厉行法治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何况殖民政府以高效率和清廉自律，所以殖民政府尽管本质上是外来政权也曾残酷镇压屠戮过人民，却赢得当时人的拥护。

国府败退台湾后，蒋介石长期把它视为暂居的避难处，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尽管按照总理平均地权的民生原则推行土地改革，并在一批财经专家的努力建立相关的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当时的台湾并不发达。六十年代后，蒋介石终于接受了无力回天的事实，开始经营台湾。在土地问题上，与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强制性政治剥夺甚至肉体消灭的残暴办法来推进土改的做法不同，台湾在土改中，当局奉行“耕者有其田”的明晰地权做法，具体说来就是贯彻“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这种明晰地权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成效：土地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土地，从而极大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由于租税的大幅降低和土地所有权转移，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无论是劳力还是资本，都有了显著的增加，粮食产量从1953~1968年，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与此同时，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购买进口设备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部分农村土地资本转向工业生产，从而使消费性的土地资本转变为建设性的工业资本。可见，在土改条件下的农业发展，为培植工业的成长提供了市场、资金、外汇、劳力和原料，土地改革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从台湾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行地权明晰后，流往城市的农民不再会抛荒土地。当政府决定补助农民，或当农产品价格上扬时，外出打工的民工也不会一窝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引起急剧上升的土地纠纷。如果允许农地私有，许多已经在城里落根的农民就会乐于将土地卖出，以便获得一笔启动资金。这就使种地能手可以顺利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平均收入，根本改变目前纯农户的相对收入每况愈下的境遇。而且，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会给中国的农机制造业和相应的农机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内需。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不但会使农村金融从此进入良性循环，还将使乡村的财政变得充盈起来，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其他服务。

有人或许会担心：明晰地权会不会导致土地私有化。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不反对产权私有，它反对的只是产权垄断。而像我们现在这样土地产权国有，倒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产权垄断”——国家垄断。

总之，地权明晰在城市化、全球化的今天，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应尽速在典型的农区，特别是在主种粮食的地区，首先实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文章原创于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