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把国家命运建立在个人身上很危险

杨连宁：把国家命运建立在个人身上很危险

去年听到温家宝发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警告，我脊背上一阵发凉。而当薄熙来、王立军涉黑入狱,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穿了帮，重演了文革常演的“红得发紫、紫的发黑”一幕，我的脊背又一阵发凉。等到游行的青年打出“跪求政府开战”“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横幅时，我的心里都拔凉拔凉的啦！

4个直辖市里重庆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同等规模的国家世界上有30多个，都不是小国。薄熙来只是个地方党委书记，就能在这个中等国家规模的城市发动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除了暴露现行政治体制仍旧具有发动运动的功能之外，还暴露出“权力过分集中于第一书记的家长制”（邓小平语）的危害，暴露出政治改革滞后的严重制度缺陷。

凡是人，不管他是官是民，都会趋利避害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个政治常识。政治制度上的分权与制衡，选举与轮替，监督与弹劾，就是为了遏制公共权力被滥用后背离公共利益的。布坎南早就指出，“人就是人，不能说一个人当了总理或部长就会改变自己的经济人本性，不能说同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利己主义者，到了政治上就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了”。

作为从政官员，薄熙来当然会追求个人威望、任职业绩的最大化。仅就政治人与经济人利益追求的一致性而言，他这么做不一定犯错。犯错会犯在哪里呢？犯在政治人的利益最大化不符合甚至损害公众利益，还在于集权的个人在施政中有可能恣意妄为，所受到的制度束缚少到近乎没有。就拿重庆来说吧，无论是经济上巨额透支的民生工程，还是政治上的唱红打黑，薄熙来恐怕连个“集体领导”的约束也没有吧？

设立了8大直属公司大举借债，重庆市政府的总债务高达5000多亿，而该市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000多亿，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了。黄奇帆说他大笔花钱得益于卖地卖得多，前总理朱镕基实话实说，这就是在搜刮民脂民膏。巨额透支的重庆城建大跃进，跟各省市的融资平台一样，全是一个转嫁债务给老百姓的路数。

至于“唱红”，复活的不过是文革那些慷慨激昂却虚妄荒诞的信条，“打黑”则是运动式执法、司法。短短8个月里发动群众告密揭发，抓获“涉黑”者5千多人。几百个“专案组”以“重庆速度”批量逮捕，突击起诉和审判。还有什么公检法“大三长会议”联合办案，以致法庭的中立性与独立审判全都荡然无存了。所谓高压态势，压到李庄都假认罪、真翻案了，更遑论其他人呢？

“不叛逃美国领事馆就捅不开黑幕”，才是薄王案的要害。薄王案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呢？可怕在集权者权倾天下之后，你无处伸冤甚至无处藏身，无处逃命，亡命的王立军躲进美国领事馆就是证明。公共权力被集权者一手遮天后，下属就不得不人身依附，变得私人化、奴仆化了——顺我者昌，就是要唱红、唱诺、唱赞歌；逆我者亡，就是要打黑、打贪、打不忠、打叛逆。所以说，薄王案的可怕，可怕在人治就是治人、整人，整治人的薄王也必然被整治。一个集权的一把手会翻云覆雨有多大能量，重庆发生的政治丑闻已经足以证明了：个人专权的体制多么靠不住，多么危险。

薄熙来连个“集体领导”的约束也没有，而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还需要打破集体领导的体制束缚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我国这个政治体制37年来到底有多大进步？当然了，晚年毛泽东犯错也犯在个人集权与家长制上。他晚年权力高度集中到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程度，登峰造极到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手中权力变得不可觊觎、不可参与、不可分割甚至不可继承，分别达致“求荣取辱”“人亡政息”“政怠宦成”这三个境界。而你已知，“求荣取辱”“人亡政息”“政怠宦成”这三个境界，正是黄炎培说的中国政治深陷历史周期律的表现。

因而，邓小平总结这个“权力过分集中与个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最大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