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不属基本人权

在一篇博文中，建峰厘清了所谓“生存权”与基本人权，澄清了许多误解。所谓生存权，不是free from……的权利（消极自由），基本人权，都是消极权利。本人曾受邀参加建峰博士答辩，建峰的博士阶段对正义论，对海萨尼和罗尔斯的理论有深入的比较研究。在本文中，建峰指出罗尔斯罗列的五项基本自由：包括信仰和言论自由、道德和良心的自由、迁徙自由、身体完整性、不受非法搜查羁押等。

在权利之前加上一个词缀，就变成了……权，这是一种典型望文生义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涉及到较为专业的理论问题而不为大众所理解，于是诸如“生存权”之类的伪权利还大行其道，甚至堂而皇之登上官方的文件大肆传播。不是在一个所欲的事务后面加上一个权利二字就构成一项权利，以这些权利的维护以实现良序的社会构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一个正义社会奠基的核心条件是消极自由得到保障。混淆两种自由，将导致权利-义务的不自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的窘境。正如建峰举的例子，晚期癌症病人有无生存权？晚期帕金森氏症患者有无生存权？他们的生存权是否应当拨付大量的金钱加以维护？混淆两种自由概念，把权利扩展到原本不属于消极权利（自由是诸权利的一个子集）的领域，人们最终发现其实是自我为敌的做法。

一种权利，必有一种对应的义务。在一组互动的关系中，义务能被相关当事人所理解和认同，消极权利具有这种特质，而积极权利则不具有这种特征。以一种真正的一般均衡的视角，权利必须是自洽的，相关权利保障才构成一个稳定社会秩序中的基本规则。这很容易在罗尔斯无知之幕背景下得到检验，而且也得到无数历史事实和当前各国经验所检验。

简单地宣称自由是最高价值等然是必要的，但是为自由寻求可靠、可信并能为大众所理解的理由则是社会科学的永恒任务。

丁建峰文

《生存权属于基本人权吗？》——

课堂上讲“宪政经济学”，有学生问：生存权是否属于基本人权？
答：罗尔斯所讲的基本人权或基本自由，并不包括生命权或生存权，而包括了信仰和言论自由、道德和良心的自由、迁徙自由、身体完整性、不受非法搜查羁押等五项自由。但为何生命权与生存权并不列入？因为正义理论的前提是“中等程度稀缺”，亦即生存权问题已经解决。反过来说，中等程度稀缺的国家，人权理论就是为了使公民面对政府等公权力机构，理直气壮地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而非仅仅是一个“填饱肚子”的问题。填饱了肚子的恐怖主义者，比饿肚子的恐怖主义者也许更可怕些。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生活的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后一种时代被中国的史家称之为“盛世”，大家纷纷起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感激涕零。其实，生存权之类的“人权”是连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主都可以解决的。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强调“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正如一个人说“我认识阿拉伯数字”并不说明他很聪明一样。
严格意义上的人权观念，仅指“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亦即，侵犯人权的主体只可能是政府，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组织或者个人。因此，一个乞丐即使饿死，只要他的乞讨不受政府的恶意干扰（例如被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在他饿死前的那一刻，应当认为他的基本人权是完整的，是受到充分维护的。
把生存权列入基本人权，将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极权主义政府、独裁者、寡头统治者会玩弄辞藻，把他们统治下人民胼手胝足、含辛茹苦得到的勉强维持基本生存状态的生活水准，说成是极权统治下的“人权改善”——独裁者会恬不知耻的说“我带领人民解决了生存问题……”。第二，生存权不像其他基本人权，只要政府不干涉就足够。换言之，它是一种积极权利。例如，晚期癌症病人有无生存权？晚期帕金森氏症患者有无生存权？他们的生存权是否应当拨付大量的金钱加以维护？这些问题，至少是充满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