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缘何流产

决定价格的永远只有一个因素，这就是供求关系。一旦出现物价上涨，政府就把矛头直指“黑心”的“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罪名扣到了商人的头顶之上。这几乎是古今中外大多数政府为转移视线、平息民怨的惯用招数。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的所谓“打老虎”行动，就使用了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原因仍然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中华民族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又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波及地域最广、死伤人数最多、损失财产最大的三年内战。连年的战乱，生产力遭受到巨大的破坏可想而知，工业、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几乎无法正常地进行，有限的资源不是被战争破坏，就是被战争消耗。在这样一种惨况下，供给减少、物资奇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再加上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物价自然也就飞涨起来。但蒋经国偏偏要把这物价飞涨的责任推到所谓的“投机家”，“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头上。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的耸人听闻的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他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蛊惑人心的“革命”言词，确实迎合了很多缺乏理性的民众，也表明了蒋经国不枉在苏联接受过数年的“红色”熏陶。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蒋经国说得出，做得到，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精英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企业家和商人，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蒋经国行径无异于抢劫，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完全成为了强盗，成为了自由的天敌。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作为国家宝贵财富的企业家和商人遭到如此“待遇”，国民党的统治也就走到它的尽头了。

蒋经国对自己的那一套强盗逻辑非常自信，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的确，蒋经国“铁腕”般的经济管制暂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上海的物价开始出现了稳定的迹象，国民政府危如累卵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一度有所减轻，舆论也出现了赞美之声，反经济规律的政府管制似乎成功在望。

但请一定记住：我们不能改变河流的方向。蒋经国可以将企业家和商人关进笼子里，但决不能把价格关进笼子里。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短命的70天，物价又开始以更加惊人的速度飞速上涨，金圆券贬为废纸，绝望的民众出现了抢购疯潮，被挤死、踩死的人不计其数，整个上海弥漫在凄风苦雨之中。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不得不被迫向经济规律低头（当然只是部分地低头），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的闹剧也宣告结束。

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任何企图违背经济规律的“国家管制”都将走向彻底的失败，并可能沦为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