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让夏道平先生得了自由

       农历年腊月23，我拿到了《夏道平文集》，当晚就看，一直看到凌晨2点，竟然到落泪。这一方面是因为夏先生自由的思想，经济学的趣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夏先生对他的孙子夏明的谆谆教导。夏明是湖北经济学院的教授，华人哈耶克学会的参与者之一，和我是朋友，他有这样博学又温婉的爷爷，让人好羡慕。夏明不仅从爷爷那里学到了知识与思想，而且从爷爷那里看到了基督信仰。不久前，夏明终于被神拣选，成为一名基督徒。我没有这样的爷爷，祖上几乎无人认识神，也无人以读书为业。但我却早就被神拣选，现在也能深深地理解夏道平先生的思想和人生。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属于我的幸福。我要感谢我的神，是神带着我读书，思考，写作，带着我经历幸福与苦难，带着我渐渐读懂了生命。
       当然啦，说这些，纯粹是一些私人感受。我还是主要说说夏道平这个人，因为他是台湾知识界的公共人物，用今天大陆的热门词汇来讲，夏道平先生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当仁不让的公共知识分子。以今天大陆的政治语境和学术语境来看，如果你是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你还是一名经济学爱好者，不读夏道平文集，几乎是说不过去的。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夏道平先生与《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关系。大陆有点见识的读书人，大概都知道台湾大名鼎鼎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在至少11年的时间之内肩负着整个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影响力可谓巨大。因此台湾有《自由中国》四大撰稿人的说法，这四个人就是，胡适、殷海光、雷震、夏道平。这个名单足以让很多此前不认识夏先生的人震撼了吧。事实上夏道平先生主要负责《自由中国》与经济有关的社论写作，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大概11年的时间之内，杂志一共出版249期，发表社论429篇，其中由夏道平先生执笔的社论为116篇。大家可以先看看夏先生的一些文章标题，比如《政府不可以诱民入罪》、《哈耶克论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走出社会正义的流行迷思》、《简谈长期出超和外汇激增》、《自由主义与宗教》等等，我仔细读过这些文章，一个基本的印象是，今天大陆的以经济学专业切入公共话语体系，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夏道平先生在台湾50年代的思想高度，至于这些言论对民众的影响力，其差距更是不能望其项背了。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夏道平先生的翻译。在过去的《独立阅读》的某一期，我曾经洋洋洒洒写了大概5000字，推荐夏道平先生翻译的巨著，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鼻祖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那是一座经济学思想的高峰，是夏道平先生第一次把这样的大思想家带到了华人世界。关于这本书的翻译，大陆这几年也是热闹。先是2010年广东经济社推出了一个译本，名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书生李华芳认为，“这是我见过最不负责任，最粗制滥造，最令人发指的版本。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发表在《读书》关于维也纳的回声一文中关于米塞斯的文字截取，放在封底作为推荐语，迄今为止没有人知会和联系过我。当然，更让人不堪忍受的是触目惊心的翻译，仅举一例，在目录中，The Ricardian Law of Association被翻译成了“李嘉图的相关理论”（p3，目录）。这基本上是一部跟Google翻译差不多的半成品，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搬上了台。实际上，这本书的中译书名也可见其质量，译成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完全画蛇添足，不知所云。而且与加里?贝克尔的名著无法区分开来”。华芳的评价，我非常赞同，有趣的是，那个译本也把我对米塞斯的评价印在了书里，也是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人和我联系说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出版社太着急把书印刷出来吧。反正我人微言轻，又是经济学的票友，也就无所谓了。
       最近，关于这本书，大陆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译本，这就是余晖先生的译本，世纪出版社出版，书名翻译为《人的行动》。我因为还没有阅读，所以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想来余晖先生辛苦了，有一次饭局，他和我说起过这个译本，当时很诧异，还问起他，和夏道平先生的译本比，他的译本的特点是什么。不过饭桌上人多，声音吵闹，就没有把话题往深处扯。回头认真读读余晖的译本吧。
       又及，据说山东的冯克利师也在翻译这本书。克利的翻译，我向来是推崇备至的，曾经仔细啃过他翻译的《哈耶克评传》，如今回想起来，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冯克利师自学成才，年青的时候一边趴在汽车底盘下拧螺丝，一边啃英文学术书，人家真是聪明且勤奋，想起自己年纪一大把，英语总是烂了再烂，怎么学都学不好，就觉得惭愧复惭愧。总之，到目前为止，关于米塞斯《人的行为》，最靠谱的译本，只能是夏道平先生的译本。有兴趣的朋友读读吧，只要你愿意翻开书，夏先生的自序，就能把你抓住，反正我当年的阅读体会就是这样。夏道平先生对自由的理解，沿着经济学专业的层面，那真是入木三分，让人心领神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夏道平这一代台湾经济学者的群体风景。据说国内的经济学前辈张曙光教授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台湾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很是期待。有一次在一个圆桌会议上，我听见曙光先生讲起过这个课题，老人家很兴奋，一边夸赞台湾经济学的整体水平之高，一边批评国内的经济学思想的水平之低，之粗俗。说的是薛暮桥、马国光这些老前辈，基本上是苏联的经济学那一套，无足挂齿。吴敬琏仅仅在美国做了几年访问学者，没有像样的经济学论文，林毅夫是有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不过现在已经是官第加身，不太说经济学的实话了。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台湾经济学界的大思想家吧。
       蒋硕杰是台湾经济学界惟一一个追随哈耶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批评凯恩斯学派的华人学者。尤其是在实践的意义上，蒋硕杰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稳定中的增长》是一部深深影响了台湾发展的自由经济之书，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解读为正确的开发途径，蒋先生因此广受国际经济学学术界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尊重。       夏道平和蒋硕杰先生之间的思想友情和生活友情，是一道风景，两个人的家庭之间来往密切，可谓惺惺相惜。1994年，蒋硕杰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夏道平先生十分哀伤，无法下笔成文，只写了一副挽联：“学思同源相见晚，只今愿结再生缘”。隔了一段时间，才拿起笔，写了悼念文章《既受尊敬又被漠视的蒋硕杰先生》。       而在纯粹学术的层面，蒋硕杰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派与重货币学派的思潮带进台湾经济学界的经济学泰斗级人物，他的经济学理念深深影响了台湾近50年的经济发展。曾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1943年由于哈耶克本人的推荐，蒋硕杰得到一笔奖学金，重回伦敦政经学院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刊（Economica）撰文批驳凯因斯（Keynes）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文章。1944年又于经济学刊发表批判尼古拉斯?卡尔多股票投机学说的文章。之后撰文批评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庇古（A. C. Pigou）所著《就业与均衡》部份内容之错误，直接导致庇古认错，并修改其书中二章内容。1945年以流动分析（flow approach）理论探讨经济发展，获得经济学博士。蒋先生曾经在国立北京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职，后出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之后又担任首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最为重要的是，蒋硕杰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样辉煌的学术风景，连骄傲得目空一切的张五常也自叹弗如。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德伟先生。
       夏道平与周德伟先生之间的友情，长达20年，两个人的通信密集，从未中断，积累下来的信件多达百封，其中有讨论经济学学术思想的几万字长篇巨制，也有就一个学术名词的中文翻译反复讨论推敲的短章。读书人之间的书卷之情，让后人既羡慕也惭愧。       周德伟先生的年龄稍长蒋硕杰先生，也是哈耶克的门徒。如果说蒋硕杰还只是得到了哈耶克的亲自推荐，周德伟则是哈耶克的关门子弟，亲授学生。回到台湾后，周先生担任过台湾关务署的署长，50年代的台湾，关务署署长的宿舍紫藤庐，乃是以台大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这或多或少有点米塞斯和哈耶克当年的朝圣山的意思。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等十余位学术界人士每隔两周在此聚会讨论，有系统地介绍哈耶克的思想。在此期间，周德伟译有八十万字哈耶克巨著《自由宪章》，鼓励殷海光先生翻译了《到奴役之路》。当时在台大就读的学生李敖、陈鼓应、林毓生、张灏等，经常来紫藤庐与前辈观摩交流。这些人统统都是周德伟先生的学术后人。
       有趣的是，周德伟在国民党的元老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当时紫藤庐常被特务监视，电话更是长期监听。有年轻人被抓走，家人朋友要么请胡适帮忙，要么就来请托周德伟斡旋，周德伟先生据说是有求必应，为他们打电话，求关系，不过效果甚微。1975年后，周先生旅居洛杉矶，曾写下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书中有很多第一手回忆，据说与国民党官方的历史架构大为不同，一度让国民党的其他元老不爽。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台湾经济学界的掌故，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今天台湾能够有那么令我们眼热的民主自由秩序，华人社会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人类的自由宪政的秩序之中，与当年台湾的读书人的理论探索和舆论参与是息息相关的。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恩赐的结果，而是需要每个追求自由的人来抗争。夏道平先生就是用他一生的时间来争取自由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台湾的知识界广受尊重，就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林毓生先生是这么评价夏道平先生的：“夏先生是经济学家，他很温和，性格和殷海光不一样，但是坚持完全一样。真了不起，两个人的坚持完全一样，绝对没有放弃，那真是把生命都放在上面，多难啦”。
       1995年12月23日，夏先生在台北逝世，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张罗着要把先生葬于南港自由墓园，这里长眠着雷震、殷海光等台湾自由主义的先驱人物，夏先生以他一辈子对自由的坚守和努力，理所当然地在自由墓园里享有一席之地。不过人们很快看到夏先生的遗言，他更偏向于台北士林的基督教墓园。2007年，夏明去台湾纪念祖父百年诞辰，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夏道平先生的墓地鲜花盛开，青草依依，8只羔羊石刻在草丛中隐现。这是夏先生一生的经历，从自由主义者到基督徒。夏道平先生的一生是完美的，他努力寻找自由，然后归于真理，归于永恒。这有点类似于著名的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人生一世，重要的是生命的方向，夏道平先生为我做了一次优美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