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和则两利，离则两伤”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可以简单地用三个数字来标注：2000、50、40 ——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四十年新交。在古代，中华文明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今天仍能在日本感受到浓郁的盛唐遗风。而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维新改革迅速变强，风水轮转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孙中山、黄兴、蔡锷、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周恩来、鲁迅等等对中国近代产生过影响的著名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日学生。不过，更让中国人铭记的是长达五十年的屈辱史，甲午战争豁开了伤口，九一八灼伤了皮肉，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血泪交织的永恸。正是有着这一段历史，虽然两国邦交正常化已四十余年，但关系却脆弱而敏感。中日之间有一部绵长的编年史，复杂而多向，走出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2012年是中日正常邦交化四十周年，这条路上却风云再起，日本政府欲购买钓鱼岛事件掀起了中国民众的又一次反日高潮 ，中日关系跌至谷底。历史问题如鲠在喉，民族情感纠葛难清，“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光华寮事件”、多次钓鱼岛事件，一次次拉紧了原本紧绷的两国关系之弦。

中日关系，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基于民族情感的激愤，也应该看到，这40多年来中日两国民间与官方在改善两国关系，恢复睦邻友好，促进经济互利所做的努力。

建国初期，日本不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中日关系仅限于民间交往，以民间贸易为主。后来逐渐发展成半官半民，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外交始打开局面，中日复交提上了日程，但期间仍不免波折，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领导人在其中都付出了努力。

周恩来提出的对日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做好了持久的准备。中日间民间外交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71年11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日本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新上任的田中角荣首相提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许多在野党派人士甚至积极地充当起“牵线人”，奔走在两国之间。1979年9月29日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更是绕开国会，以政府联合声明方式与中国恢复邦交。当时中方向日本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方基本遵从，双方在各自做出了适当让步的前提下，终促成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复交是当年中日两国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也因此在日本赢得很高的声望。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中日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愿望就撒手人寰。在中日复交过程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也曾摆上台面，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曾带着日方的建交草案来摸中国的底牌，其中有涉及到钓鱼岛的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算不了什么问题。”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也向周恩来提起钓鱼岛的处置，周恩来依然表示以后再说。彼时中日外交的争议点在反霸权、反苏修和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如沧海一粟的钓鱼岛就这样被轻描淡写。

1974年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丑闻下台，接任的三木武夫曾经是中日复交的倡导者，却在缔约问题上裹足不前，而曾反对复交的福田赳夫最终促成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当时美国推行“联华制苏”，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福田首相访美时，总统卡特曾劝其对中日关系积极行动。1977年复出的邓小平也积极促进缔约谈判，1978年7月21日，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启，第一回合经过了15次谈判，达成统一意见，搁置钓鱼岛争端。随后谈判分歧主要在反霸条款上，虽有纠结，但总算达成共识。在22天16个回合的谈判后，1978年8月12日，中日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友好关系在法律上有了保障。1978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成为中国第一位访日的领导人。在拜会日本天皇裕仁时，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在钓鱼岛等争议问题上，邓小平也提出了搁置争议的建议。

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邓小平很前瞻，他说：“中日双边关系，既是平等的，也是互惠互利的，符合双方实际利益。因此需要双方着眼长远，共同努力，共同维护，任何损害或者不正确对待中日关系的做法都是短视和不可取的。”中日和平友好条件的缔结，使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进入了蜜月期。而被称为 “蜜月中的蜜月”的，是在胡耀邦时期。1982年9月28日，刚刚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铃木。胡耀邦说：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伟大民族，中日两国“和则两利，离则两伤。”

和邓小平一样，胡耀邦积极提倡向日本学习，他在推进中日关系友好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访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见如故，中曾根康弘特设家宴款待胡耀邦，两人达成了很多共识，中日关系三原则更被建议扩展成了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当时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安倍晋太郎，即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表示“双方确认了日中关系四原则，并且为此而建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

1984年中曾根康弘回访中国，受到超规格礼遇，胡耀邦更设家宴回请中曾根康弘。1984年秋，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并向他们开放中南海。1984年9月24日，第一批701名日本青年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带领1200名上海青年到机场迎接。在当年欢迎日本青年的晚会上，日本女歌手芥洋子和彭丽媛同台演唱的一首欢快的《四季歌》成为当年中日甜蜜友好的最佳诠释，这3000名日本青年先后到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名城走访，与中国青年广泛交流、欢聚，还受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大典。这十天的亲密接触，让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对中国有了具体可感的认识。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行业中的精英，他们积极推动了中日各行业的合作和发展，此为后话。3000人，10天的行程，庞大的接待工作，安排得紧凑有序，意义非凡，以致于曾担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中江要介至今津津乐道其“比北京奥运会还完美。”

活动组织的巨大成功赢得了日本社会的热情回报，在一些日本民间团体的努力下，第二年，胡锦涛带领5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访了日本。当时的中日关系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进入了最甜蜜的时期。

中日关系的友好带来了经贸的双赢，这是无可非议的。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发展迅速，至2005年，双方贸易额增长了160多倍。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今，中国成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确为衰退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不少生机：日本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中国人去日本旅行带去了丰厚的利润。但中国对日产的依赖也无形中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数不清的日本技术、日产零件，绝不是大喝几声“抵制日货”火烧几辆日系车就能消除的。在就业方面，国内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企业在华直接关联的就业机会超过300万个。日本官方保守估计达1000万个。中日的交往还不止于此，各种互助、民间交流，行业互利、情感往来，数不胜数。

然今日之中日关系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危机，正如3月22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时，就钓鱼岛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这种不正常状态对双方不利，会两败俱伤。可以想见，中日倘若互损，有如自断经脉，得不偿失。这样的结局绝不是为中日关系走向和平友好而积极、不懈努力的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前领导人以及民间和官方各界人士所乐见的。此时，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正为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而辗转国际舞台，中日关系亦是重要的一盘棋。对于未来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我们不妨继续坚持官民并举，积极改善和推进。

如：加大民间的交流，让两国人民真正地认识、了解彼此的文化、历史。曾有一项调查显示，88%的日本人没有来过中国，98%的中国人没有去过日本。满屏幕充斥的抗日神剧混淆了着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少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挑动就能让国人怒发冲冠，然盲目冲动并不是爱国主义；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不是短浅地停留在某一点某一时，而需长远地看待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的关系。若真觉得日本可憎，那就多多学习对方长处，补己不足吧。魏源之“师夷长技以治夷”，至今仍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