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学最大的常识错误

经济学最大的常识错误

徐明天

我最近要写一本书：《我们违背了哪些经济常识》.

第一篇写什么？就写经济学最大常识性错误：经济学到今天，经济学是怎么来的，如何创建的？谁是经济学的开创人都搞错了。

我手头上是美国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全著的《经济思想史》第四版，是由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是最新的，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说史的著作。西方经济学把经济思想史研究得很细致，关于人类经济学的开创发源，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约公元前800年，古希腊赫西奥德的一首诗《工作与时日》中，第一次使用了效率这个词。

公元前335年，古希腊色诺芬在《经济论》和《论典雅的收入》中第一次使用了“经济"一词，开户了经济思想进步的大门。

1615年，法国蒙克列钦写了一本涉及整个国家经济问题的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与色诺芬研究家庭经济相区别，故称”政治经济学"。

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即《国富论》，系统论述了财富、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建立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被称为经济学之父，是经济学的开创者。

如果局限在西方经济学说史，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就人类经济学说史来说，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

古希腊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才被文字记载古希腊的典籍中。实际上，是谁写了《工作与时日》,什么时候写成这首诗，并无从考证。并且还应该讲清楚，《工作与时日》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首诗。

赫西奥德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生活在波俄提亚，他经常去海利肯山，按希腊神话海利肯山是缪斯的住地。赫西奥德自己说，有一天他在放羊时缪斯给予他写诗的本事。赫西奥德的生活细节我们今天所知甚少，它们大多来于他的诗。在他的诗《工作与时日》中他说他和他的兄弟为了遗产打官司，结果他输了。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赫西奥德编出来的，是他的长诗中对道德描述的一个引喻。此外他说他在卡尔息斯参加过一次诗人比赛，获得了一个三脚的鼎。普鲁塔克认识到在这里赫西奥德将他的实际生活与他的创作连到了一起：约前705年卡尔息斯与埃雷特里亚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赫西奥德在这次比赛中扮演了一位卡尔息斯的英雄。后来的诗人在这个故事上又编造了赫西奥德与荷马比赛的故事。关于赫西奥德的争论还有他墓在什么地方，很早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修昔底德说一个预言警告赫西奥德他将死在尼米亚，因此他逃到了洛克里斯，结果他在那里在尼米亚·宙斯的神庙里被杀和被葬。另一个说法是前7世纪的一首短诗里流传下来的，说他葬在波俄提亚。后来的作家试图将这两种说法结合到一起。

文学史是这样描述赫西奥德和《工作与时日》的：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一首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诗，共八百多行。赫西奥德是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公元前七世纪初波俄提亚的一个自耕农。这时，氏族社会开始瓦解，阶级分化日趋尖锐。氏族贵族利用权势，把贫苦农民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失地破产的农民沦为奴隶，小自耕农也感到生活的艰辛。赫西奥德的不务正业的弟弟佩尔塞斯凭借当地贵族的权势，要夺取他应得的父产，他便写了这首长诗，来劝导弟弟，走正直劳动的道路，不要走巧取豪夺的邪路。诗中还反映出当时希腊农村的现实。诗人讲到。人类经历了金、银、铜、英雄和铁五个时代，农民的生活是每况愈下，他自己生活其中的铁时代更是“白天是完不了的苦工和痛苦，晚间是无尽的疲劳，神还要送来烦恼”。在有名的“老鹰和夜莺”的寓言中，诗人反映出当时氏族贵族仗势欺凌小农的现实。赫西奥德看到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他没有发出反抗的呼声，而是把人们的贫困归因于懒惰。他一再劝告佩尔塞斯要诚实劳动，他不知道，当社会上已出现了阶级分化，拥有权势的贵族可以仗势掠夺平民，一个贫苦农民不论怎样终岁勤劳，也难免于贫困。这是赫西奥德的小自耕农的地位给予他的认识上的限制。此外，诗人在这首诗的后部，以一个亲身参加劳动的人的亲切感，写出许多农村景色的生动画面，是这首诗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的《经济思想史》没有直接引用《工作与时日》的内容，而是演绎地说：“赫西奥德经济观点呈现在《工作与时日》一书中，他在书中开启了对经济问题的探寻，这种探寻持续了两个世纪。作为一个农场主，赫西奥德对效率感兴趣。经济学家在很多情景下使用效率这一概念。它用产出与投入的比率进行衡量。既定抽入下达到最大的产出被视为最高效率。可以用物质术语或者货币单位来规定产出与投入的衡量单位、当然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不用生产术语，而用成本术语来衡量效率。最高效率能被表示为最大产出或最小成本”。

色诺芬( 约公元前430～354BC)，就是真实的人物，并且有多部著述遗世。色诺芬很传奇，30岁的时候，参加了波斯帝国西部小亚细亚的长官小居鲁士的雇佣军。当时在希腊招募的这支军队大约一万余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波斯国王。雇佣军前进至巴比伦附近，小居鲁士在战斗中身亡，由此这支希腊雇佣军陷入波斯帝国腹地。而后来军队的首领又被波斯人诱捕而杀害，色诺芬被推举出来领导这军队。在以后的一年里，色诺芬带领这支雇佣军，历经千难万险，穿越大半个波斯帝国，终于回到希腊本土。晚年的色诺芬自己著书《长征记》详尽记述了这传奇经历。 回到希腊后，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雅典政府也对色诺芬宣布了放逐令。前394年，色诺芬随阿格西莱二世回到了斯巴达，在那里与妻儿团聚。斯巴达政府把色诺芬安排在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奇卢斯地方，以后，色诺芬在那里平静地生活了约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他撰写了很多著作。《经济论》是其中之一。

《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1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然后又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家产。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主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特别项目。总的看来，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了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辟为一门专门学问。

《经济论》已经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思想。

色诺芬知道物品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用。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所规定的奴隶主的经济任务，是更有效地剥削奴隶，以增加由奴隶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收入。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问题。他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的职业。农业繁荣，百业兴旺；土地荒芜，则百业凋零。农业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物质基础。但他对手工业抱着鄙视的态度。

色诺芬从使用价值角度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所以劳动分工是必要的。社会分工能使产品制作更加精美，更加提高产品的质量。

色诺芬依据市场上出现的现象和生活经验，了解到商品价格的波动依存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但他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色诺芬注意到货币有着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他描绘人们对白银是不厌其多，人们之所以喜欢储藏白银是因为白银可以随时购买到有用的物品。马克思曾指出色诺芬把货币在其作为货币和贮藏货币的特殊形式规定性上作了论述。色诺芬也注意到商业问题。在他看来，商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使人们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对商品货币问题的论述立足在维护奴隶制自然经济的基础上。

色诺芬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要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理论，详细地记述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1卷中，为了说明古希腊的社会分工情况，就大量地引用过色诺芬的著作。

法国蒙克列钦（1575~1622年）不是什么重要的思想家，他甚至连思想家都不算。按照熊彼特的说法，他是一个将经济学引入歧途的经济学门外汉。在蒙克列钦的时代，英国强盛而法国贫弱。蒙克列钦提出，英国人是狡诈而善于欺骗的，所以不能给

英国商人以国民待遇，不能给他们平等的经商权，更不能让其参与对法国自然资源的开发。为了维护本国的产业利益，应该限制英国产品的进口。尤其是要禁止其书籍的进口。蒙克列钦说，英国人通过向法国出口书籍，腐蚀了法国青年的灵魂，使他们成为英国文化的奴隶，进一步成为英国产品的奴隶。蒙克列钦反对自由贸易。因此他才写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色诺芬研究家庭经济，他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这也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16世纪起，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在贡国产生了重商主义，法国产生了重农主义，出现了配弟、托马斯、魁奈、杜尔哥等许多经济学家，都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但是西 方经济学常说史，还是把经济学的开创者给了给了英国的亚当·斯密(1723～1790。1776年3月，亚当·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即《国富论》，系统论述了财富、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建立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其实，有史记载，有著述传世，可与亚当·斯密《国富论》相媲美，早于亚当·斯密2400年，中国的《管子》就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管子》“轻重”十九篇，另有权修、乘马、治国、禁藏、入国、问等篇目，都是论述经济的，以一个国家为单元，建立了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建立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

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经济思想史》作者美国兰德雷斯说:“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经济改革，《管子》在西方对应的著作是《国富论》，与对《国富论》进行常规分析相比，研究《管子》可能与中国的经济学更相关”。

如果读读《管子》，你会发现，房地产、招商引资、财政税收、贫富悬殊、收入分配、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政府调控、投资消费，等等，这些当今最热点的经济问题，《管子》一书都讲到了。比如房地产，管子讲:“地者，政之本也”，他不仅将土地按人平均分给农民，实施人类记载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体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普世价值，还主张用税收的方法来调控土地和房地产。管子主张富民，主张政府要先予后取，主张轻税，主张刺激消费，主张政府廉洁节俭，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反对建高楼大厦，等等，甚至管子对待高利贷的方法，对今天都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五年前我写《管子的经济智慧》一书，作过一个统计，1969年，瑞典银行在其300周年庆典之际，决定在诺贝尔奖中增设经济学奖。从那以后到2008年，共有62位经济学家荣获这一奖项，到今天差不多70位了，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斯蒂格利茨。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因成功预言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而获奖。但是，不论是最富盛名的亚当·斯密还是凯恩斯，没有一个人具有管子那样的经济实践和历史业绩。管子为相40年，将齐国治理成一个与希腊文明相媲美的鼎盛强国，让后世经济学家无人能及。而在学术上，管子也留下一部《管子》，不但经济学理论体系完备，而且一些观点的深刻程度，西方经济学家至今也没有超越。

　　管子时的淄博经济有多繁荣，看看临淄的殉马坑就知道了。那时候，马是最重要的战斗力，四匹马成一辆战车，百乘之国就算强国，一个殉马700多匹，接近300辆战车。我看到一个资料，到了汉初，也就是管子700年之后，由于刚经历战乱，经济凋敝，吕后掌管朝政，想找4匹颜色相同的马为吕后拉皇车，都找不到。

因此，是中国的管子早于亚当·斯密2400年，创立了人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