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改变与对国家的迷信续一

1.梁中堂致Susan Greenhalgh的信(2008年12月2日) 

亲爱的葛苏珊女士：

您好。

十分感谢惠寄大作Just One Child。前一段王丰教授回国时，曾提起您新出版了一本书，由于没有具体讲述书的内容，我以为他指的仍然是您的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9月份吴艳文博士到美国后，发现并阅读了您的这本书。她给我的电话中使用的语言是“震撼”。上个月接到您的书以后，我请她把第3、4、5三个章节翻译出来，供我阅读。由于时间紧张，可能许多地方不一定准确地表达了您的思想和观点。另外，我只是粗略地读了一遍，再加上这三章远不能反映和代表您的全书所要阐述的思想内容。所以，我打算有机会再请人把其余的一些章节都翻译出来，便于仔细研究和领会。如果您能送我一份该书的电子版的文本，或者您送出版社以前的world文本，分送一些译者，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我们自从2003年12月20号左右在太原见面后，这几年再没有机会交换认识。既然已经阅读了一部分内容，而且短时期内还无法阅读全书，所以，我还是想谈一些看法。当然，由于不是对全书的阅读，这些意见也就不可能全面和准确，仅只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首先，我以为最为突出的是您至少感受到了中国7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是在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所造成的强大舆论的推动下产生的。那时的中国和世界接触不能算多，但由发达国家掀起的“人口爆炸”浪潮的宣传是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要们所普遍接受的。中国领导人也害怕老百姓生孩子毁灭了社会主义和自己的政治前程。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纠正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和观点，承认人口数量也会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也可以比较体面地解释了中国何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了30年，仍然贫穷落后。

当我在1978年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抵触情绪，即我们党何以堕落到需要老百姓生孩子承担当前困难责任的地步！1979年在成都会议上发言后，以为所讲的都是经济学和现实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风波？特别是由于1980年计划生育和人口生育政策都在原来的方向上被推到了极致，所以，下半年开始了《人口学》的写作。正如在这本书序言的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本书的目的首先就是针对罗马俱乐部所创造的观点，我要通过这本书来证明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正确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是正确的。那时的政治思想统治和禁锢都要比现在严格得多，我是在一个党校里工作，当然不能直接点明对当前政治观点和现行政策的质疑。但思想观点还是很清晰的，即不同意从老百姓的生育方面来解释和解决经济社会的难题。在《人口学》中，我把马尔萨斯主义当作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基础并把对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的批判作为该书的核心内容。我的书稿在次年的年初就送到出版社。那时在中国出版一本书的平均周期就是3年，何况，我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出版社的初审、二审和终审的三位编辑，都一口称赞是一部好稿，一定抓紧时间予以发排。1982年2月，当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时候，也是宋健在人口学界正式亮相之时。宋健把他的小组所有成员都带到了会上，李广元、于景元、宫锡芳、张正卿，等等。这批人与我都十分友好。我请张正卿用毛笔把我即将出版的《人口学》目录抄写了四大张白纸张贴在北京军区招待所的饭厅里，会议上引起了轰动。那时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翻译出版，对此直接了解的人并不多。但宋健于景元是知道的。一次吃饭时，于景元问我对罗马俱乐部报告的看法，告诫说那可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一本书。《增长的极限》被第一次翻译出版形成中文，是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具有简装性质，说明并不被重视。很正规的由大出版社推出这本书又是接近10年以后的事情了。客观地说，由于时过境迁，在国外造成很大旋风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中国却是没有几个人认真地读过它。当然，没有读过不一定没有接受过它的影响。中国是在被它掀起的巨浪推动下行进的。而且，可怕的也是中国一直在这一似乎无名的手的拽动下前行的。所以，对中国有着实际巨大影响的罗马俱乐部在中国却没有那么大的声名：既没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有稍有声势的批判。据我所知，我的《人口学》是直到今天唯一比较集中批判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一部书。为了显示这一点，2006年1月，我在自己的网站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罗马俱乐部批判》，不仅将《人口学》一书的有关章节粘贴在一起，而且把《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那篇文章也归到这个栏目里面。所以，即使没有读完您全书的文字，看到您也把宋健的东西与罗马俱乐部相联系，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厚重与深沉。要知道，中国的人口学家和所有理论界的思想家们，可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其次，您把“一胎化”政策的制定者推溯到陈云，是有见地的。我是走过来的人，但过去对此却是云里雾里，看不大清楚。在我对所接受的前苏联理解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进行反省以前，虽然上面所说对于从人口方面解释社会发展动因直观上有抵触，但对于计划经济却是坚信不疑的。所以，在7、80年代，我也一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计划生育来解释计划生育政策，在计划体制下寻求计划生育的出路的。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也只是相对于“一胎化”稍微宽松一些，理论基础和社会出发点却是与其同出一辙。90年代以后，我曾对于计划生育的理论有所反省，但还是没有把这一问题归结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计划经济派别方面。我在2006年所写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中，仍然把陈慕华个人当作“一胎化”的始作俑者。去年写作《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时，从最近几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有关领袖著作中发现了陈云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有了陈云，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出台在中国的最高层就有了一个拥戴的团队，陈慕华则只是执行者了。根据现在的资料，计划生育能够在7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强硬以至于很短的时期内形成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是和文化大革命前的计划经济派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重获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相联系的。我计算了一下，1978年到1980年，在国务院最多时曾经有过的15位总理副总理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工业部部（局）长的就有13位。在中国的政治格局里，国务院的副总理必然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有这样一个群体集中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特别是有着一直在这个一圈子里以强硬著称的领导人陈云，计划生育的强硬政策就很容易地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了。虽然您的资料不很准确，但您在书里提到了陈云的作用。为此，我再提供一些情况。您的书中讲到，“3月8日在江苏和浙江视察期间，陈提出要立法，要求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并且奖励照顾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这些评论在最后采用一胎化政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一直到1981年春才公开。”据我的资料，1979年3月8日，陈云还在北京。3月28-5月31日，陈云在杭州休养。5月18日，陈云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经济工作时，说过“中国人口多，有困难，要想办法发挥它的优点”，但“人口要控制”。不过，未见到这次谈具体政策和立法问题。您说的这段话很可能是在同上海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中的部分内容。1979年6月1日，陈云对上海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人口是个爆炸性的问题”。陈云说：“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陈云提出，要采取五条措施：一是大造舆论，要造三五年的舆论；二是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三是加强避孕药物的研制、发放和相应的医疗工作；四是对独生子女实行优待政策，如在招工时优先安排等；五是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问题。在谈到“制定法令”这条措施时，陈云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这段资料，应该是“一胎化”产生的谜底。特别是最后这段对李先念的谈话，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您在书里引用了李先念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关于只生一个的变化，以及在李的讲话中提到“法律”。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但李先念的讲话体现了陈云给他谈话的精神。据我的推测，陈云在6月1日透漏的同李先念谈话，很可能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或者陈云即将到南方疗养动身前，李先念探访陈云时的谈话。总之，这是“一胎化”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

应该说，您的书在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所以，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了。但在几个方面总觉得谈是都谈到了，却又都差那么一点而又没有触及到点子上。一是70年代末中国产生“一胎化”的大的背景。首先关于国际思潮譬如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您很有见地的评论到了，但仅仅放在对宋健的评述方面，我以为是很不够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迎合了二战结束后到60年代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看法，在70年代形成了一个与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相合拍的语境和氛围。这种比较柔和的观念既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的忧虑，又婉转地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开脱了部分责任，从而比较符合国际政坛绝大多数政治家的口味。其次，对于中国国内的背景来说，文化大革命刚刚被宣布结束，打倒“四人帮”不过是党内一派战胜另外一派，而共产党对于自身历来就固有的极左的思潮却还是没有得到丝毫的认识与清理。岂止如此，在某些方面来说，7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方面的左的表现一点也不比以前差。还有，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表明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还不可能从经济体制方面寻求出路，站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寻找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人口问题就必然地变成了替罪羊，等等。也许您在书的引言部分谈到这些了，由于还我没有读到这部分，所以会感觉到您对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

二是书生们的东西和中国决策者的关系。中国属于一种专制制度，国家政策是由领导者的意志决定的。领导者有时会倾听民间的意见，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体制的性质。这种体制决定了，民间的东西符合他的意愿时才会被吸收，而不是接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研究者都属于政府的职员，而且，除此之外，这些知识分子也没有别的出路。这种不具有独立性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中国研究人员或者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所以，研究者在这方面都是为领导作诠释，是为现行政治服务的。领导人的每一项决策，由于个人利益和品性都汇成三种类型：沉默，反对，拥护与附和。在“一胎化”政策方面，宋健属于最后一种类型的人。他的东西并没有独立性，是完全为已经在全国广泛推行的“一胎化”服务的。我在最近几年写的几篇文章里已经用新的资料证明了，当宋健的东西在1980年2、3月份到达陈慕华面前的时候，“一胎化”已经被执行大约一年的时间了。但是，您的书里没有澄清这个关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央接受了宋健的意见之后才有了“一胎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如您指出的那样，宋健有野心，而在中国体制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在公共政策方面不会有独立地位让他有创造性，相反，必须走阿谀逢迎与投其所好的路子。历史注定了这将是一个小丑如何成功的事例。所以，像中世纪里的科学从来都是宗教的婢女一样，宋健用控制论计算的人口结果也完全是为了迎合当局的。宋健要讲的话与计算机的计算结果没有关系。无论结果是什么，他们都要说“一胎化”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您真的去分析他们的做派，那的确是一些小丑的行径和伎俩。另外一个您不太理解的实际问题是，您以为宋健他们在1978-1980年2月份走向成功之前一直有意处于保密状态，包括只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成果。其实不是这样。这批人从一开始就渴望得到社会与最高层的关注与认可，所以，他们最初接触人口不到几个月、刚刚有了一个计算的结果就拿到包括与此根本没有关系的一些会议上公布。这一时期他们的文章只能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发表，是由于他们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口学界来说还属于另类。当时，以刘铮为首的人口学家锋头正健，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那里占据着主要位置。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已经属于国外的常识，但国内学术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连刘铮1979年4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露面的“五点建议”中的数据也还是用手摇计算器算出来的。其次，新中国以后本来就没有几份刊物，经过文化大革命仅有的也都几乎全部取缔了。70年代后期开始有部分杂志复刊，但新创办的由于经费来源等等方面的问题，正式公开发行的刊物还是极少数。人口学在中国刚刚破土露头，几乎还没有公开发行的刊物。刘铮手里有一个《人口研究》和《人口译丛》，长期也还处于内部不定期发行的阶段。我不知道宋健是否给刘铮的刊物投过稿，即使投了，因为他的稿子就作为社会科学期刊所追求的思想性来说并没有任何新意，再加上刘铮认为他们做自然科学的计算人口一定是旁门歪道而必定会予以拒绝。譬如，如果宋健把1980年1月31日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上的那篇署名宋健于景元李广元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让我来决定是否在《人口研究》上刊发，也一定会以没有新意而否决的。实际也是如此。宋健除了运用计算机计算和预测人口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的以外，他还有什么东西呢？但中国这一时期需要的是论证现行生育政策的合理性问题。本来，计算的方式方法并不涉及这个问题。但宋健最为可恶和令人恶心的恰恰是以使用的计算方法先进偷换概念为自己所论证的结论科学。宋健这一时期在内部刊物发表文章，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为了保密。以点滴的业余时间介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也仅只有一年多，就急于在包括一些内部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恰恰证明了他一刻也不安分和内心的强烈骚动。我觉得您把他这一段淑女化了。其实，从决定乔装打扮涉入这一个领域的那一刻起，他就是一个急不可耐的随时渴望上轿待嫁的臊娘们。从1980年以来，我不仅批判宋健的观点，而且揭露他们那种与科学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的学风和做人的品格。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政治尚不宽松，批判和揭露宋健在很大程度上仅只是为了批判“一胎化”的现行生育政策。近些年来，政治相对宽松，可以相对直接地批评现行政策和体制，对宋健的批判相对少了点。但是，由于那个时代是历史的源头，我还是把过去的一些直接针对他们的文章分作三个栏目粘贴在我个人的网站上。

好了，我想我应该打住了。还没有读到您的全部著作，就发表了这么多的议论。不过说真的，在并不知道您这本书以前，我就特别推崇您的学术思想了。吴艳文博士最近两年属意于人口学研究，特别对人口政策有兴趣。我曾多次向她介绍您，认为在中国生育政策研究方面，您不仅跟踪的时间长久，而且学术思想也处于领先的位置。今年9月份上海有一个国际会议，其中有个论坛为中国生育政策，我曾数次推荐会议承办方邀请您参加，最终也没有成功。为此，我曾遗憾地向吴博士述及。她去美国时，我提议她一定设法联系到您并向您学习。她读到您的书以后，感觉到了“震撼”，并在电话里给我说，中国的人口学家没有一个人是如此做研究的，她已经理解了我过去为什么对您有那么高的评价。当然，那个评价是您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所以，读到您的这本书，倍感亲切。可惜中国大陆对于您的许多论著都不了解，如过去我们在一起时曾经说过的，假如能将您的一些著作或文章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将会有很大的益处。即使不能出版，把一些论著翻译后粘贴在中文网站上，也是好的。

顺便也寄去我最近几年自行印制的几本书及小册子。我的东西注定是不能及时得到发表或出版的。提前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将学术性的会议也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少有的活动中，我还是保持了过去的一些做派，即每次参加会议，总要带份论文或者新印制的书去。由于所写的东西不合时宜，再加上读我的东西的人也不会多，而我又属于自己花钱印制，并不多带。另外，年龄大了，给别人帮不了什么忙，也不愿意给会议的举办方增添什么麻烦，往往就在进入会议前的门厅放上几十份，谁愿意要就拿走。送您的这些印刷品，都是这样产生的。我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一个正在成长和进步的国家里，虽然与你们有较大的选择权利的社会比还十分落后，但与比我年长20岁以往的人要幸运多了。所以，我现在一边感谢上帝，一边继续读书、敲电脑。

希望还有和您面对面讨论的机会。

愿您越活越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