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改变与对国家的迷信续二

生育政策的改变与对国家的迷信（续二）

2.Susan Greenhalgh致梁中堂的信（2009年2月24日） 

亲爱的梁中堂：

非常感谢您在信中对Just One Child一书所作的长篇而深刻的评论。由于您还没有机会读完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我想让您知道，对于世界各地所有认为一孩政策严重误入歧途的人来说，在这本书中，您是作为英雄出现的。在很多章节中，我引用您在各种场合对政策的批评，然而，正如您知道的那样，中国的决策制定者过去听不进去。相反，他们听自然科学家的。

要知道，多年来我们的所有谈话，都已经充分地体现在这本书里了。您在来信中提到的许多内容在您尚未读到的章节中也有论述。我把这本书献给王文和蔡文媚：王文所做的研究是您介绍给我的，而蔡文玫是北大的社会学家，她曾经在农村生活了21年时间，并尽力让人们关注一孩政策给农村妇女和儿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对您发现的新材料非常感兴趣，特别是陈云在1979年6月1日关于人口的谈话。我非常想看这些材料。我特别期望能看到您寄给我的关于陈云和陈慕华的文章。谢谢！过几天，我将去办公室看看您的包裹是否已经到了。

中国学者和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整本书的真正主题。我感谢您的评论，然而，我认为，我的研究把传统上认为学者基本上听决策者的观点复杂化了。我的研究表明，宋健的研究如何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的观点。这一点令人吃惊。

您所说的关于罗马俱乐部方面的情况，即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宋健和其他人的思想深受罗马俱乐部的影响，这是令人震惊的。本书描述了宋健如何大量借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然而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借鉴了。

关于罗马俱乐部另外一点：您是对的，即在过去，西方普遍持有那种观点，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有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对罗马俱乐部进行批判。很少有社会科学家重视它。

中堂，您的信大大增强了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传播的责任感。在您跟吴艳文提到的两种办法中，我非常希望书能原样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说，不改变内容），即使该书不得不在香港或台湾出版。我也相信，中国的学者，也包括一般群众，需要知道历史的真相。

我就写到这里，我会与艳文多交流。我希望不久后能到上海来亲自拜访您。

致以良好祝愿

 

3.梁中堂致Susan Greenhalgh的信(2009年5月20日)

亲爱的葛苏珊：

您好。

由吴艳文博士转来的信,早在2月25日就已经收到。因为手上的事情有点杂乱，同时又想通过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您的大作，所以回复晚了一些。

吴艳文博士大约是在1月份翻译完您的著作，她翻译一章发给我后抽时间就阅读一章。2月份以后，她又连续校阅了几遍，我就又断断续续地读了两个月，其中有些章节可能是读过好多遍的。很高兴您从人类学、政治学的视角来叙述和探讨“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历史。我在90年代曾经一度把研究重心离开人口政策，就是因为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已经无法解释许多现象。所以，从那以后，我主要从包括法律在内的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探讨问题。首先，我们国内的人口学家没有人做这一个题目。其次，国内的人口学家都不具备您所具有的人类学、政治学知识结构，也就不可能运用这方面的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所以，您的这一本著作不仅是第一本从而具有开拓性，更重要的是由于跳出人口学从更为宽阔的领域来探求事情产生的根源而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性。不过，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界普遍不具有人类学、政治学的知识积累，所以对于认识和消化您的这本书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时日……

我原来以为您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当作了美国，不想您信中所表达的理解语言比我还准确。我认为，您原来对于中国学者和政府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事实如此。不仅宋健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一关系，而且由于有了他们就恰好再次证明了这一关系。政治学上对于中国政府这一种类型来说，知识并不会改变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如同知识并不改变教会与科学的关系一样。去年5月份一次有关人口政策讨论会上，我就针对学术界企图以政府采纳其主张为研究目的的现象讲述了这一观点。在中国人口学史上，马寅初、宋健和我的观点都曾同政府决策者发生过关系，但是，历史事实不是政府采纳了学者的观点，而是学者的理论观点迎合或符合了政府决策者的观点。只是您可能受到了宋健田雪原这一帮人的误导，他们极力想放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一些问题的逻辑以及事情发生先后的因果关系都搞倒置了，使得您以为宋健运用知识影响了决策者。不是这样，是宋健不顾事实地极力修改科学原理来迎合决策者。第一，宋健在1978年欧洲之行遇见荷兰奥勒斯德之前，他是不知道用控制论预测人口的。他把从屯得特大学得到的一摞资料扔给李广元，这才开始了与人口学结缘。李广元阅读文献后去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公安部寻找人口数据，都已经是该年的年底到1979年年初了。第二，肖振禹给您讲宋健、李广元在1979年年初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是把宋健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合作时间提前了一年多的时间。1979年年初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李广元去寻找人口数据。因为，在这些科技人员手上，这方面的资料完全是个零。但是，这个时期如同现在中国仍然在发生的一些高校或研究单位去中央机关寻求帮助一样，还远够不上合作关系。还有，这时宋健还没有在计划生育办公室出现。李广元也只是到达肖振禹这样的年轻干事的层面上。第三，您如果不受他们的误导的话，再读一遍您已经引用过的钱学森、许涤新1980年2月给陈慕华的信，以及王震的信，都完全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宋健与陈慕华还毫无瓜葛。我上次给您的信中说宋健“是一个急不可耐的随时渴望上轿待嫁的臊娘们”，就是根据这几封信得出来的印象。第四，当宋健到达陈慕华的面前时，“一胎化”已经在中国不分城乡地顺利推行了将近一年了。上封信中我已经向您说明，6月1日陈云自己说给李先念讲过，“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我的推测，陈云的这个话应该是在3月份动身南下休养前对李先念说的。6月27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时已经说：“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这些都不仅仅是在报纸和表面上，而是在该年的具体工作推动上。我在阅读您的书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再检索一下当时的中国报纸，甚至只是把您手头上的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1979年到1980年“公开信”发表前这一段时间陈慕华的几个讲话仔细读一读，就知道宋健田雪原们的文章是诠释陈慕华的观点的，甚至于他们文章中的一些重要语言也是直接抄陈慕华的。关于这一点，我的记忆相当深刻。因为1979年7-12月，我就是在计划生育部门推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从事调查和写作把我终生推进人口学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的。您应该知道，在12月提交成都会议的那篇文章里，反对“一胎化”和我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内容都已经产生了。如果1979年没有“一胎化”的政策，我如何会写出反对的文章？另外，1979年12月18日，陈慕华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而这个时候，宋健还未曾浮出水面。所以，您把1980年宋健参加书记处会议和“公开信”当作中央和陈慕华接受宋健影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宋健夸大了自己的历史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过去也一直以为是钱学森把宋健推出来的。而且，由于宋健很有政客的头脑，把钱学森给陈慕华的信公开发表出来，以表明他的学术背景。其实不是这样。前年，钱学森的信件出版以后，我特意查找钱学森和宋健的关系与往来，这方面的记录是零。最近，我读了《邓力群国史讲谈录》才解开了谜团。1996年3月26日，伍绍祖发言说：“有一次钱学森问我宋健当科委主任是你推荐的，我说我哪有资格推荐他呀。后来我才搞清楚，宋健写了一篇文章，用系统理论讲我国的人口问题。王震看了以后，就口授批语，推荐给乔木同志，当时他非要签我的名，我只好签了，还留了电话和地址，中科院的系统所后来拿出复印件，我才看清，那字是我写的……”。

最近读《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和《王震传》，大约理清了以前一些人物关系和历史线索。首先，王震作为副总理从1977年开始分管国防科委，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特别重要的是，王震在1973年就开始呼吁邓小平（第二次）复出，1977年再次呼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8年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全会呼吁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向叶剑英建议“弄掉”“四人帮”，此后一直为此组织活动。该在政治上与邓小平极为密切，也非常活跃。宋健所在的七机部二院，是国防科委的下属机构。其次，1972年，伍绍祖由胡耀邦推荐由团中央调任王震的秘书，后由王推荐担任国防科委参谋。1980年前后，伍绍祖应是国防科委科技局的副局长。王震看到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刊登在1980年1月31日《世界经济调研》上的文章，写信给伍绍祖转宋健等一系列的故事开始出现。从1980年2月18日伍绍祖给宋健的信以及王震给胡绩伟的信来看，王震在此之前读到《世界经济调研》的文章，随即向分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写了要求公开发表的推荐信。2月18日，王震已经得到了人民日报准备发表该文的编者按语。可能直接使用宋健的文章不够大众化，才又有了田雪原的出现以及最后按照新华社通稿处理的结果（新华社的通稿是属于级别最高的新闻稿。3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稿件并没有编者按语，文章也没有像当日光明日报处理的那么厚重）。[1]另外，从钱学森给陈慕华的信来看，宋健与钱学森也不是交往很深、很密切。当时钱学森的级别、年龄都要比宋健高出很多，后者在此之前还属于籍籍无名之辈，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接近钱学森的。钱学森这时对宋健的介绍还是“自动化理论家”而不是宋健自己给自己冠称的“控制论与系统工程”科学家。

您信中提及我告诉您陈云关于“只准一个”的说法，是1979年6月1日给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的。已公开出版的《陈云传》、《陈云年谱》，以及《陈云文选》第3卷中都有。

您提到的蔡文媚，去年北京大学给她印了一本《蔡文媚教授论文集》（当然不是正式出版，与我的那些自印本是一个性质）。不知您有没有，如果没有而又有兴趣，我可以让他们寄给您一本。

读完您的书以后，才理解了我俩在2003年12月那次争论性别比问题，您何以那么大动感情。您批评我对计划生育残害妇女的问题漠不关心，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首先，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还不具有现在的人文理念。那时虽然感觉到了马尔萨斯与我们国家形影相随，但又相信除了实行计划生育别无选择。所以，即使我一直在反对“一胎化”，却也只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寻求一种相对宽松的政策。其次，与现在比较，那时我们的社会还相当落后，落后的社会设施决定了落后的社会意识。如同没有经历过高速公路，骑着自行车或者驾驶着小拖拉机行走在狭窄的柏油路上就已经非常惬意一样，在那个年代里，强制妇女做人工流产和实施节育手术，都没有产生过耻辱的感觉。如同英美国家历史上的奴隶和种族问题一样，即使华盛顿、杰斐逊们也不曾以为那是什么大问题。除了个人的修养和意识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90年代以来，阅读的面宽泛了，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对那种强制节育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在我看来，现在再发生用小四轮拖拉机拉上妇女集体手术，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了。前年6月，我在香港的凤凰卫视的一次节目中说：“如果说在我们过去还十分贫穷、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因为生产粗放，生活粗糙，不经意给我们的姐妹造成了许多的伤害。那么，我们已经发展了，已经开始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要过一种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再继续做那些伤害我们的姐妹的事情，就太不应该了。”

最后，我要感谢您在书中专门设置一个章节介绍我的文章。在过去的日子里，很大程度上我都仅仅是由感觉引导并按照本能去做一些事情。而且，年轻时总是避免不了好高骛远的毛病，以为自己一生能做许多更有价值的事，看不起人口学，也以计划生育为羞耻，时刻准备着离开这个阵地。所以，一路写出的全都是毛手毛脚、粗糙异常的文章，却应了那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话。在中国共产党大一统的领导体制下，因为再没有人扮演批判现实的角色，我的那些绝对属于极为妥协和不彻底的文字就独立地成为一个类别了。

好了，暂时写到这里吧。诺大一个国家，20多年来能够谈到一起的人还真的难得。所以，很高兴遇到您这样一位异国他乡的知音。可能是主的原因，我们常常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研究十分相近的问题。而且，相近到在各自在自己的国家都找不到再接近的人。所以，您需要什么资料，可以随时告诉我。现在有了吴艳文博士，我们的通信就快多了。您给我的信件当天就可以翻译并转发给我，我的信件也准备让她打印后邮寄给您，这样就可以节约三分之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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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记忆有误。有关宋健田雪原等“首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新闻稿发表时间是1980年2月13日，所以，本节相关分析不正确。——2013年3月31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