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改变与对国家的迷信

生育政策的改变与对国家的迷信

梁中堂

按语

起意将我给Susan Greenhalgh的两封信和她致我的一封信粘贴博客里（见续一、续二），是起因于一家外媒对我的采访。该媒体驻中国的记者相信中国生育政策不作调整，是因为宋健、蒋正华给中央的一封信。我反复解释说这与他们无关，有关政策不作调整是因为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调整。任何政策都会有拥护和反对，而政策的出台却有它自身的规律，它是不因决策机制以外的人们的意见所左右的。认为宋健蒋正华所写的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以相信世界上存在民主与科学决策为前提的。虽然我早年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我现在必须说，这是一种对国家的迷信。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进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研究领域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马寅初比党和毛泽东更早地提出计划生育，以及党和政府后来又批判马寅初，从而导致了在人口问题上的失误。我一度相信马寅初的神话。80年代初中期，我的学术观点曾经到达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那样高的层面，而且显然感受到他们肯定这样的观点，从而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受了我的学术思想。我曾经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努力把自己的学术观点转化为国家实践，现实迫使我在更为宽阔的领域学习和思考。特别是近10年对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发现，马寅初完全是跟在党和毛泽东的后面，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比党和国家更高明的马寅初。因为党和毛泽东开始提出避孕与节制生育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说得准确一些，党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没有犹豫过。所以，更不存在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的问题。至于我自己的故事，根本不是胡耀邦赵紫阳同意我的观点，而是胡耀邦赵紫阳早在1980年就对“一胎化”有明确的成见，1981年也试图允许农民普遍生育二个孩子。我1984年春节直接给胡耀邦写信，建议在全国普遍实行二胎政策，那不过是符合了赵紫阳和胡耀邦早就存在的观点。是我把关系搞颠倒了。

30多年来，还有一个远比马寅初更为美妙的神话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这就是中国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是中央听了科学家宋健的意见。不过，因为我在宋健出现以前就公开批评了“一胎化”并因此受到不指名的驳斥，所以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持续的敏感和自觉。1980年还不准许批评党和政府的政策，所以，我只好借批判宋健来讲道理。不过，一方面因为对国家根深蒂固的迷信，另一方面也是主流媒体的反复宣传，连人口学家也都相信它的真实。所以，现在的人口学家，以及刚进入人口研究领域的新秀们都普遍认为，既然宋健能令中央相信他的观点而实行了现行的“一胎化”政策，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向中央建议而改变和调整生育政策？

2007年2月，我曾带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Peter Ford去翼城县采访。在回太原的高速路上，他突然问：“既然翼城的办法控制住了人口，干部和群众也都欢迎，那全国不推行的道理是什么？”一个老外竟能产生这样的问题，无法不令人沉思。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由什么道理决定的。相反，有不少的事都是由权利、利益和力量决定的。”

Susan Greenhalgh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我国的生育政策，她是国外唯一的一位长期关注这一课题的学者。但是，她也存在对国家的迷信，相信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神话。所以，她的Just One Child一书按照宋健和田雪原给她编制的陷阱写下去，把“一胎化”说成是中央听信了自然科学家的话。这本书在国外很有影响，我估计前不久那个外国媒体采访我对宋健蒋正华信的看法，也是直接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这个并不真实的故事能够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就是建立在我所说的国家迷信这一普遍的理念基础上的。尽管按照Susan Greenhalgh的说法，我在她的这本书中是“作为英雄出现的”，但我却不完全领情。因为按照她的说法，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可以听“自然科学家”的。这就必然地隐含着一系列的命题，譬如，国家能听自然科学家的，那至少以后也会听社会科学家的；譬如，如果有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之类的国家的话，那么发达国家应该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如此等等。这都是迷信。

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口结合而构成的共同体。但是，在现阶段，一定数量的人口又是由不同利益的集团和人群组成的。所以，这个共同体即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是一定利益的表现，任何政策都体现了一定集团的利益。只要是利益，就谈不上民主和科学。当国家真正发展到可以体现民主和科学的时候，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了。但是，人们总是说民主，连我也向往民主。那不等于说政府决策民主。至于这一点，连那些号称民主的国家也谈不上决策民主。政府是权力机关，当权力机关也可以是民主的时候，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不过是说所有国民都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各自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充分地诉求。同时，还要求决策有一套公开透明的程序。但即使所谓的民主国家的重大决策也不是因为什么民主和科学，似乎他们决策的原则是看谁的意见正确，从而就民主和科学了。不，不是这样的。其实民主国家的决策，要么是由票数决定的（议会），要么是由掌权的政客决定的（行政内阁）。政客们投票或作决定的依据，都是利益。

所以，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说至今还看不到要改变和改动生育政策的迹象，即使有了变化，那也不过是再制造一个马寅初或者宋健神话。

                                                                                                              2013年3月3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