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1974年4月25日0点25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M.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18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20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1975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36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37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1977年，西班牙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2010年12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32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3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1980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1989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20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1996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90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