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的圆和大午城的方

 

华西村的圆和大午城的方

 

童大焕—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传奇创始人物吴仁宝走了，带走了一段中国特色的历史传奇，也浮出了一段中国特色的历史故事。华西村的成功是不可以复制的，因为它是典型加吴仁宝精明再加内部专制的结果，缺一不可。但它的坍塌却可能会像泰坦尼克号沉没一样超出许多人预料。

华西村的确是个传奇村。2004年，华西村人均年工资收入为12.26万元，是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截至2012年末，华西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超过358.7亿元，2012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68亿余元。华西集团集农、工、商、贸为一体，拥有全资及控股公司104家。

华西村的成功，我认为得益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地缘经济。华西村位于长江三角洲中腹的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其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无锡、苏州、南京、上海等周边大中城市，均在1小时车程之内到达。众所周知，苏南地区一直拥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后其由于依托长三角大都市圈，也几乎是乡镇企业唯一得以存活并迅速发展壮大的区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该村就偷偷搞工副业，“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除了1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还拥有1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这些在当时无疑是巨款。

除了传统经商和地缘经济因素，华西村的一枝独秀更得益于掌门人吴仁宝极其精明的“政治影响力操作”。在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日渐式微的改革开放历史大背景下，其逆势而上“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旗号为华西村几十年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政治支持，这些巨大的政策支持，花开两支为它赢得了另外两个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华西村能够成功的第二、第三方面因素：

第二是自我工业化和城市化。1980年代后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农民虽然拥有一份可耕作的土地，但这块有限土地多半只能维持温饱或半温饱。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买卖和抵押，无法将这份规定为农耕的土地自由转为工业用地或任何它建设用地，土地资本增值几乎为零；即使被征地，平均所得也不过地价的2%到5%。华西村集体却占有先天优势，1500多位村民0.96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一分地被外部力量征用，只需通过省级土地规划局文字同意，就可自行将农田转变为建设用，进而实现土地资本的增值。那些集体承包土地的农民，需要向国家缴纳“皇粮”，而华西村的村民非但不需缴纳地租，反而人人享有地赋。这是因为土地变成建设用地后，需要用现金补贴村民对集体的土地出让，并且村集体还保证全体村民在村企业内部的充分就业。村里人既享受企业的工资奖金待遇，又享受来自土地的一份福利津贴。相比那些交地租，还不能保障就业的分田农民来说，华西村人无疑属于富庶阶层。实际上，个体无需缴纳土地租金反而获得土地补偿，在村民的总收入里只占屈屈小数，村民的们的财富增长更多来自土地资本的迅速增值。

据学者周怡测算，1994年到2003年之间华西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全是通过土地转型实现的：“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总产值在1994年村庄完全工业化时从建村的5.9万元一跃为15亿，将平均每年的产值增量等同于土地资本增量（其实逐年不同）是4600万元；到2003年当完全工业化以后产值达109.9亿元，相应的年平均土地增量又攀升为94711万元。在村民个体的人均纯收入层面，从建村时的57元到全面工业社区的5780元再到2003年的15800元，增长之快，全通过土地转型实现。”

华西村不仅自身土地没有被兼并之忧，反而可以廉价兼并周边村庄的土地。2001年以来，华西村陆续兼并了周边20多个村庄。华西并村的目的当然不是如媒体所宣称的“共同富裕”，实质是为了获得更加低廉的土地成本。《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第三方面的成功因子是政治支持下的廉价融资。由于“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政治正确，华西村在兴办企业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获得的信贷支持可能一些国有企业也只能望其项背。

而华西村的资本内循环不仅可以更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控制经济实现对村民的绝对控制。他们通过“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方式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凡村办企业的工人，每人每月只领取30%的工资，其余的70%存在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到年底一次性兑现。员工的奖金通常是工资的三倍，但并不发给职工，而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通过这种方式，华西企业把村民的财富据为己有，并美其名曰为“共同富裕”。更为致命的是，一旦村民离开村集体，那么此前的股份就与其无关，华西村就通过这个办法紧紧控制了村民。40多年来先后只有10人自愿离开华西村，有两人走了又回村工作(两出两进)。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17日）。这里的村民分核心村周边村外来人口等等几个完全不同的等级，福利待遇也完全不同。自由更是天边的云彩。

放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得到任何政策扶持却创造出几百上千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私营企业不计其数，华西村如果不是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而声名卓著，它根本不值一提。而华西村通过对外极其圆滑的机巧得到巨额土地和信贷支持支撑起来的富裕，由于内部的高度集权和村民财产自由度的丧失，整个经济体和村民财产都被绑架在同一辆战车上，随时有可能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最典型莫过于尽管华西村声名远播，但它的知名企业知名品牌却极其鲜见。主营业务业绩不理想正逼迫华西村转型，原先的四大产业钢铁、纺织、物流、旅游均效益不好，钢铁工厂多处于亏损状态（《新京报》2013年3月20日）。

华西村的“圆”让我想起大午城的“方”。大午城是知名企业家孙大午的梦，他因“非法集资”和“私企立宪”而知名。三十多年来，他的农副企业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政策支持、甚至其本人因“非法集资”而身陷囹圄，企业差点倒闭，但他用“私企立宪”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让有能力的人创业，让没能力的人享福”的梦想，并且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起了6千人的“大午城”，员工来去自由，工龄一年以上的员工即有董事会高管的被选举权（选举权则需要班组长以上的员工，或者十年以上员工）。开放、自由的制度不仅实现了权力的顺利接替，而且激活了能人的能量，企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外债，规模虽不算很大但是每年增长的势头都良好，甚至远赴海南等地建立分厂，资金则源源不断回流“大午城”建设。

相比之下，我更认可孙大午的模式，其自由开放公平的竞争制度，以及自发生长的力量，更符合事物发展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也因其自由、开放而更加平等、更加持久而有生命力。（3月26日《中国企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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