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是当务之急

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是当务之急

章玉贵

中国雄踞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显著增长成就，恰恰表明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亟需深刻反思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则中国经济 “超日赶美”才是实质性飞跃。

每年的“两会”都有太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时间光谱来看，2003年至2012年这10年间，经过两届政府的努力，中国经济在很多硬性指标方面的成绩足以傲视全球。先就无法回避的GDP来说，10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即便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的最近几年，也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更是达到了10.3%，2011年有所下滑，但9.2%的成绩还是高居大国之首，2012年的7.8%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算太难看。从GDP的总量与国际排名来说，2003年，中国的GDP只有1.4万亿美元，位列美、日、德、英、法和意大利之后，排名全球第七；而到了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高达8.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显著拉开了与昔日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之间的差距，差不多相当于德英法三国经济总量之和。至于衡量财富蛋糕的财政收入方面，2003年的这一数据是2.17万亿元，2012年则是11.72万亿元，差不多增长了5倍。因此，单从上述这些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在做大经济规模与财富蛋糕方面绝对是顶尖高手。

不过在对GDP的观感有点疲劳的今天，如果简单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是否好看，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因为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的大小。譬如英国，尽管其2012年的GDP总量要比中国少6万亿美元，已经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英国在金融资本、先进技术与制造、高端服务业等领域依然大幅领先于中国，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顶尖金融强国。中国要全面超越英国至少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

而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来看，无论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还是最近10年来，基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显著，且福利分配还存在严重的不公。且不说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其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耐人寻味的“香港限购奶粉”现象，既折射出内地在奶业发展与质量监管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更折射出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明显，或者说，基于这种经济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因为内地人均GDP不及香港的五分之一，而内地百姓却频频赴港超市扫货或者代购，说明过去一向引以为傲的内地购买力最近几年来已经大幅缩水。

假如把几串数字放在一起分析，则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则更为黯淡。尽管中国去年的经济产出超过50万亿元，税收收入也实现稳定增长，超过了11万亿元，但普通百姓更为关注的社保基金却存在数万亿元缺口，有人估计这一缺口高达10万亿元。连号称中国最富的都市—上海，每年社保资金亏空也在百亿元以上。再看收入分配情况，根据世界银行早先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尽管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基尼系数被普遍认为比较保守，但2012年0.474的数据还是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因此，中国雄踞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显著增长成就，恰恰表明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亟需深刻反思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则中国经济 “超日赶美”才是实质性飞跃。

中国经济增长福利效应低下，既是以往“全民补贴生产”发展模式的负效应表达，也与既得利益者阻碍福利效应提升密不可分。中国也许能在未来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5万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这些年来经济发展沉疴的集中爆发：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化解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不能有效治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或者说偶然事件的爆发都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社会风险。事实上，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应当说，今日中国已经具备相当的财力来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且相关改革的时间窗口也已打开，政府需要做的是：仅仅围绕经济战略转型这个核心命题，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切实落实政府自身转型；通过配套制度的执行，尽快破除既得利益者对深层改革的阻碍，并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预期，真正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