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得不偿失的胜利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具有历史性意义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于那一年，这一事件对全球化的进程和未来的世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在西方忽然崩溃，新自由主义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模版。全世界都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全球化意味着西方经济霸权的终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一事件引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与调整重画地缘政治的版图，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我们再次回顾冷战结束这一事实，不难发现西方所谓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至今为止，西方世界仍然将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压倒性胜利。西方坚持认为冷战以西方民主体系的胜利告终，认为苏联的人民是如此幸运，可以摆脱“共产主义的魔爪”，生活在民主的阳光下，并对仍然生活在社会主义中的中国人深表同情。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是一个不尊重人权的集权国家，是一个捏造经济数据、邪恶地剥削工人的伪君子，更是一个不愿意服从全球化世界中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捣蛋鬼”。而这一切都很自然地被归因于民主的缺失，缺乏民主的国家毫无福利或进步可言。然而这一因果链条却存在很多错误——如果不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杜撰。

就最近20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言，中国比西方的民主国家更好地把握了全球化的进程。自1989年以来，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在西方民主扎根开花的东欧和苏联等国，贫困和文盲人口数量却不断上升。至于通过武力手段输出民主却导致其国内战乱丛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更不用提了。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经济中未来领袖的有力竞争者。这是否与西方国家的认知矛盾？答案十分明显，就是西方对中国的错误解读，或者更贴切地说，源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短视和无知。西方习惯于对共产主义世界这一与西方对立的体系的所有行为都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解读，潜意识中希望将自己的社会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这一错误在20年之后应该改一改了！

当民众在柏林墙边呼唤“民主”之时，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实际上，民众所要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接近西方的标准。在动乱的1989年，生活在铁幕下的东欧和苏联人对西方的民主一知半解，仅仅源于西方世界宣扬和共产主义批判的共同作用。不幸的是，他们将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政治模式的变革混为一谈。就当时而言，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改善生活这一观点十分普遍。

“民众梦想的并不是选举，而是经济自由。”这是1981年我在匈牙利国家银行工作时行长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私有财产远比选举权重要！”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人们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在共产主义集团中，最缺乏的是利益驱动而不是民主选举，利益驱动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支柱。况且众所周知，利益驱动一直在民主政府的体制下运行。然而除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理解了这一经济需求的力量和重要性。

审视过去20年而得出的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便是柏林墙并没有真正倒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因为西方民主政府的胜利，而是因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苏联的错误在于将利益这一因素从经济因素中移除，认为人为地割裂利益同经济活动的联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足够的条件。然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有点儿令人啼笑皆非，对资本主义利益的精彩剖析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从未试图将利益驱动排除在整个生产体系之外，相反，马克思的目标是使工人阶级实现对利益的真正拥有，对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进行按劳分配。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不是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无论是最初的苏联人还是美国人都将其塑造成与民主对立的一种政权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历程，首先是列宁主义对其进行了改造，斯大林则完全将其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独裁，而苏联冷战的对手则通过宣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扭曲。最后，历经磨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完全变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威权的政治制度。而威权统治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被树立成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此，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盛行的苏联，当利益驱动被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经济萎靡不振还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即使在20年之后，当我们继续庆祝西方的民主战胜了东方的独裁统治之时，事实的真相却是苏联的经济崩溃是自食其果。正如我们所见，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坚持的所谓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西方民主框架，这一切与柏林墙的倒塌毫无联系。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苏联解体是西方民主的胜利”这一论断不过是其宣传机器刻意捏造的谎言。

这一所谓的“铁律”是西方世界政治安全的来源，使人们坚信“西方的民主”不仅优于作为苏联威权统治代名词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远胜于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模式。然而，中国取得的成功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如西方所言一无是处。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我们不妨关注以下几个数据：2009~2010年，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实质性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而同期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为0，失业率居高不下。

批评家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一数据提出了质疑：中国是一个毫不尊重人权、腐败丛生的独裁政权。这一批评实际上有些老生常谈，因为过去很多人也是用同样的论断质疑苏联，而且有些颠倒是非。我们不妨以人权为例，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采取很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尽管中国相关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广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没人否认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与中国相反，西方世界却似乎向反方向发展，沿着一条虚伪的道路前行。西方是国际正义永远的追求者，哪怕以武力手段输出西方的观念，甚至不惜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达成妥协。西方世界如何解释基于错误情报而对伊拉克进行的武装干预？又如何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以及经过小布什政府批准由英国人执行的“特别引渡”？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明显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很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侵犯人权的例子数不胜数，每天都在发生。腐败和诈骗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麦道夫丑闻，华尔街诈骗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向卡尔扎伊的兄弟支付薪水以通过他保持同阿富汗军阀的接触，美国的黑水保安公司在伊拉克身陷泥沼，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内阁每天丑闻不断，英国议员的“报销门”，萨科齐的欧莱雅政治献金案……我们像受老年痴呆症困扰的病人一样，我们不断地倒退，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遗忘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正是因为那些，我们才能在过去数世纪的社会斗争中不断地赢取胜利。

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是，中国却在不断前进，每天都在进步。但是，根据西方世界的标准，这样的成就却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这也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对中国人缺乏政治自由的论断又是一个概念上误解的后果。中国人所要求的“民主”实际上是经济平等，是对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渴求。这些正是在过去20年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获得的权利。

与他们的苏联同志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民主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也不是一个像选举一样的舶来品。毛泽东在他的演讲中曾经数千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以解释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利益，并用这个词区分他自己与其他镇压人民、与人民为敌的领导人，如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方殖民者。现在，“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仍然扎根于中国社会。我们自己的、每天都被政治丑闻冲击的民主政府也秉承同样的宗旨吗？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要点需要我们注意：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来源于革命，而并非选举。百岁老人周永光先生曾亲历中国百年来的荣辱与兴衰，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革命推翻一个腐朽的旧政权更加民主了。中国人评价政府称职与否的标准几乎都是经济指标。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王朝更替，中国一直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不断发展。

现在，正如20年前一样，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焦点。民主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并不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准则相抵触，而且民主是一个可以保证中国民众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的工具。

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意义在西方世界政治性的诠释中消失殆尽？答案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权组织形式都知之甚少，而西方对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也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以政府更迭为生的政治动物。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民主，西方民众可能选择“普选权”，而中国人的答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再次进行审视。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经济和财富与政府体系毫无关联。在奴隶负责进行经济活动的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属于自由民。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对政治和哲学价值观进行充分的探讨之上，而不是出于商业和农业的需求。当经济扩张成为是否进行军事扩张的重要标准时，雅典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意识形态。正如雅典人为其对“大希腊”（雅典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殖民地）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时所言，雅典的军事扩张是一种善举，是为了宣扬雅典的自由和正义的模式。这一颠倒黑白的辩解在今天仍然适用。西方的民主政权在谈及伊拉克战争时都将其描绘成一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裹着军事外衣的好心馈赠。

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尽管西方的政治体系遭受了灾难性的危机，但是没人准备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甚至没有人承认它是问题之一。西方民众都深知在过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采取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求其发扬民众的信仰。纵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带来财富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府。美国的创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扬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

在欧洲，繁荣与民主之间建立的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产物。“二战”后，被战火摧毁的欧洲根据马歇尔计划，依靠美国的资金，依照美国的民主模式进行重建。自由贸易和重建带来了欧洲的繁荣，但是西方的宣传机器对冷战的阐述却误导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两大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民主和繁荣这样的词汇已经在政治性的演绎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在西方，民主是良治的同义词，即使历史已经证明民主和繁荣在东方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