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将爆发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前不久，有著名国际评级机构的分析师，以及一些西方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发表言论，说中国的银行业即将爆发危机，理由是过去几年信贷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商业银行薄弱的风险控制能力。但是中国业内人士对此却嗤之以鼻，甚至有一位副行长亲自撰文，还动用了“Malarkey”（唬人的话）这个单词，来反驳国外金融机构的危机论。

      其实，国内金融业对海外经济学家的驳斥也无不道理。2012年年中，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大约在1%左右，主要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超过250%。更为关键的是，经过21世纪初前几年的努力，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西方同业一样，银行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在一套制衡的体系内运转。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在上海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在这样一个前有危机防范，后有危机控制制度下的中国银行业怎么可能会发生危机呢？

      但是另一则消息却告诉我们，中国的金融业并非无懈可击。即使在严格监管之下的表内，一些大型单一客户贷款坏账隐患不可轻视，比如：铁路系统的2.66万亿元债务中，大约有1.7万亿元是银行贷款。而且所有贷款银行对铁路贷款都已经超过监管部门的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监管指标。铁道部撤销后，有专家建议将1.7万亿元贷款做成呆坏账。如此的话，就将使得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绝对额达到2.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升至3.4％，提高2.45个百分点。银行业的表内资产尚不安全，更不要说银行业表外化资产的风险了。

      我国银行业表内资产表外化，就是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资产多少？恐怕有很多，如：截至2013年2月末，我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突破8万亿至8.27万亿，其集合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大部分投放在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已经开始凸显出来并且规模还在扩大，其中85％是银行贷款。同时，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风险已经波及银行业，因为担保公司许多都是为银行放贷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许多都是从银行拆借而来。也难怪，中国银行董事长肖纲称：中国金融业的最大风险将来自于“影子银行”。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我国银行业还没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从几乎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看，几乎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表面上看，我国银行业不仅业绩表现良好，不良贷款率也属可控范畴，但实际上中国银行业还存在着较大问题，影子银行就是最大的危险之一。

       首先，都是“银信合作”惹的祸。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快速探底回升，这得益于银行业的信贷“大跃进”。然而在天量信贷之后，银监会和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速进行了严格控制。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商业银行想尽各种办法来规避对信贷额度的管制。主要方法就是银行在对企业放出贷款后，将相应的债权出售给信托公司，这样，相应的贷款就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不再受信贷额度的限制所拖累。前几年，银行转让给信托公司的债权大多与房地产行业有关（即房地产信托），而最后一段时间以来，银行转让给信托公司的债权大多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基建信托）。

      再者，城投债受青睐。在2009年至2010年的大规模投资浪潮中，地方融资平台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它们大量吸收贷款，投资于铁路、公路、机构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银行贷款从2011年起显著收紧，而基础设施投资通常需要更长时期的资金的投入，地方融资平台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融资渠道。发行城投债很快成为地方融资平台最佳的融资方式，特别是2012年增长十分惊人。正是因为市场认为每只城投债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城投债看起来是较低风险与较高收益的完美结合，成为各类机构投资者争抢的对象，这其中就包括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

      最后，人民币理财产品短期投资长期化风险。近年来为了实现业务多元化，商业银行普遍在大力发展理财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分为保本型与非保本型两类。前者为表内核算，后者为表外核算。银行表内资金由于受到巴塞尔资本协议限制，不可能投资风险高、收益高的投资品种。但银行的表外资金的投资则不受限制。事实上，今年以来，银行的理财产品资金成为中国城投债市场的最大机构投资者，除购入城投债外，中国商业银行也是信托公司计划的重要购买者。由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到期日较短，而理财资金投资的资产期限较长，存在期限错配，因此商业银行通常采用资金池方式来运作理财产品，即将发行各类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放在一起，用来购买各种风险资产，再用以各种风险资产获得的收益来向理财产品的购买者支付收益。

      这意味着“资金池”方式将不同的资产与不同理财产品混杂在一起，很难分清特定理财产品背后完全有哪种基础资产在支撑。这一方面，说明了不同理财产品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银行可通过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这也是为何中行董事长肖钢将“资金池”理财产品称之为“庞氏骗局”的原因所在。

       更为可怕的是，以上三件事是盘根错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中国商业银行在其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存量中，约20%贷给了房地产行业，20%贷给了地方融资平台。如果不继续对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过去的贷款存量就会沦为坏账。但继续提供贷款又要受到信贷额度管理的制约。商业银行只能采取：一、将对开发商与地方融资平台的新贷款转移给信托公司。二是利用表外理财资金购买城投债与信托计划，从而间接继续为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换句话说，中国商业银行之所以不良贷款比率如此之低，是因为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帮助开发商和地方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机会。

      问题是，房地产行业的前景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持续，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长期供需是否会发生变化。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前景取决于之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率。如果开发商与地方融资平台陷入集体违约，那么银行表内与表外资产可能同时发难，从而将银行体系卷入系统性危机。目前城投债与信托之所以没有出现违约，是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能够继续融资而苦苦支撑，如果未来地方政府不能依靠卖地获得足够收入，而基础设施的低效率投资使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那么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帮助融资平台还债。因此，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最终还是由中央财政买单，但是中央财政真就那么健康吗？我看不见得。

       不可否认，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是一种间接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表现。但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中国企业利润空间的收窄，以及制造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均出现产能过剩，未来如何有能力支付人民币理财产品、城投债与信托计划的高收益率呢？所以中国商业银行不是高忱无忧，而极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现表内外业务的同时内爆，或许这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对此我们不能被“盛世”所困，而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