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是市场的先锋队和播种机

投机是市场的先锋队和播种机

 

童大焕—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十年楼市调控，基本上可以说是阻挠“法治市场经济”或曰“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阶层和反自由市场经济的民粹合流，互相纠缠开出的一朵古今中外都极其罕见的奇葩！在这里，“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市场经济”是一回事，自由市场经济要求法治严格约束权力，这样，特权阶层必将失去“特权红利”，因此他们本质上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

民粹主义同样将矛头指向自由市场，宣传洗脑加上他们看问题一般只看贫富差距的表象等原因，他们固执地认为“自身的弱势地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在于市场，市场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是市场的失意者、失利者、失败者——所以，民粹主义将自由市场经济当成了敌人。

民粹主义之所以民粹，是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总有一半以上的人收入在平均数以下，因此民粹主义者总能获得社会上“大多数”的支持。他们认为“民意”就是真理，“得人心者得天下”。他们认为弱者就代表正义和真理，多数更是几乎意味着代表绝对的正义和真理。

在这个中国艰难转型、贫富差距巨大、各种矛盾尖锐的时代，民粹主义不仅在普通民众中有深厚的土壤，在商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权力阶层也都有深厚的土壤。

在2013年两会上，素有玻璃大王之称的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房姐”、“房叔”、“房爷”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建议政府出台严厉的政策法规，对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惩治。他说，像房姐买几十套SOHO的房子，也不租也不卖，就在那里炒。任何主权国家，任何有识之士，都应该支持主权，打击投机倒把，这样才能把国家的进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位 曹德旺 先生，你倒是先把SOHO这样的纯商业用房跟老百姓住房之间的关系先搞搞清楚，先把什么叫国家主权什么叫人权搞搞清楚，不要一上来就满脸杀气扣帽子打棍子。还有，所谓投机倒把，是指买低卖高获利，你 曹 先生是玻璃生产商，但卖你玻璃的销售商是不是也是投机倒把？

还有，素来信奉和主张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的 茅于轼 先生，居然也一再提出匪夷所思的“涨价归公论”，其理由是：“一个人买了一所住房，等周围的市场繁荣起来，或者修通了地铁，房价上涨，他就可以获利。而他对周围的经济，或新修的地铁并没有做任何贡献。财富分配给了没有对财富创造作出贡献的人。人人都希望不劳而获。买房者可以不劳而获，所以大家都买房。买房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有一个不劳而获的机会。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永远也好不了。如何避免买房者能够不劳而获？那就是把住房涨价的所得大部分归公。

这个逻辑貌似非常有理，实际上经不起任何推敲。房屋涨价要归公，那大白菜涨价要不要归公？奢侈品涨价要不要归公？市场繁荣交通跟上，表面上是政府的功劳实际上主要还是人群聚集的功劳。鄂尔多斯新城建得那么漂亮，甘肃玉门关曾经那么繁荣，政府的功劳大大的，但人不去，那房价就不涨，玉门关房价还不断下跌。再说，除了“人聚财聚人散财散”的基本生活和经济学常识，物价上涨多数时候还是货币现象，货币超发导致房价物价全面上涨。2002年北京一个煎饼1.5元，现在都要6元8元了！而货币超发是政府不动声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民众的洗劫，你还说涨价是政府的功劳，涨价要归公，归谁的公？归哪个公公？

一旦被民粹牵了鼻子，连以自由主义者著称于世的学者尚且愿意主动放弃自由呼唤强权和强权对市场和民众的压制和掠夺，何况于民粹本身，以及平时脑袋本来就不怎么清楚的大多数国人？

他们以为只要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就代表了正义，他们以为只要站在多数人立场上就代表了真理。任何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不管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还是文化与话语权力，都不要妄图以道德至高点取代真理和真相至高点。愿望不代表事实，多数不代表正确。不遵循规律和逻辑（真理），你一定会输得很惨。十年调控，房地产领域成民粹乌托邦实验场，用强压需求的办法妄想达到财富均衡，只会适得其反，与人类追求自由幸福背道而驰。这是个人刚愎自用无知无畏的悲剧，更是权力不受约束胡作非为的悲剧，也是权力和民粹结合导致的悲剧。民粹和知识合流、民粹和商人合流，都掀不起大风浪，最可怕是权力和民粹合流。而特权阶层和民粹主义都仇恨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天生趣味相投，一拍即合，在中国掀起滔天巨浪，把改革开放以来刚萌芽不久的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搞得乌烟瘴气遍体鳞伤！

他们发挥和发展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投机。专栏作家连岳说：“投机倒把罪一度写入中国的刑法，有人因此被处死。在市场经济生长后，这罪名显得越来越古怪，如果要认真实行，市场就会崩溃，每个商人都会犯罪。终于在1997年，中国废止了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罪没了，但是‘投机’在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坏的词语，香港政府限奶令，说是打击投机；中央政府出台‘出售自有住房所得须缴20%个税’，也号称打击投机。当奶粉短缺时，当房价飙升时，人们最恨的往往是投机者，政府也只要轻描淡写一句：‘投机者扰乱了市场’，就可以躲避批评的炮火——至少在过去的十年，房价离奇上涨的罪名一半都由投机者扛了，别一半，则由地产商分担，政府的负责人呢？当然是在享受民众的赞扬，他是多么努力地用诗歌和激情在调控啊。政府靠卖地生存的模式没变，土地政策没有一点松动，繁多的税费也一点没少，只是抛出了一个20%的税收，告诉民众这是打击投机，降低房价。仍然相信的人，仍然把怒火撒在投机者身上的人，真该一辈子没有房子。”

事实上，资本是经济最敏感的神经和血液，资本流动的方向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反之，资本流出或者阻塞，就意味着经济衰退甚至萧条。这原本是一个最为基础最为简单的常识。根据这个常识，我们可以发现，投机增益人类福利，调控减损人类福利。投机是价值发现的过程，是市场的先锋队和播种机，调控却在没有价值的地方制造无效需求。比如股市的短线炒作就是投机，在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国家，这样的投机敏锐地发现了最值得投资的企业，于是投机行为吸引了社会资本投资这个企业，从而使企业更快地发展壮大。

房地产投机和投资也一样，投资投机者敏锐地发现某个区域的未来有发展空间，于是冒险把自己的资金注入这个地区；而这个资本投入的过程如果获得好收益，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注入，从而加快该地区的发展。

而政府的调控则相反：在快速发展的地区，它搞限购限贷，事实上限制资本的进入，阻碍区域的发展。而在未来没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地方，它却既不限购也不限贷，甚至出台购房入户等政策鼓励人们购买。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日前就公开表示：如还遵循地方传统思维模式推动城镇化，当然是灾难。一个县城就8.9万人口，可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工业区30平方公里，居住区40平方公里，如此大的浪费怎么可能让农民进来呢？

当然，板子不能只打在地方政府头上，因为大中城市限购小城市放开、限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镇，历来是我们江山一统的全国性政策。

资本的投资投机从来风险自负，国家的调控却从来都是全民买单。官员搞了那么多空城鬼城，一拍屁股照样升官走人；投机者如果投错了地方，迎接他的可能就是倾家荡产。这是投机者永远是少数的原因，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厌恶风险，尤其是过大的风险。

但是投机者成功了，那些既没有思想能力又没有行动能力的“沉默的大多数”就有可能 “揭竿而起”，瞬间成为控诉的大多数，他们把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归结于别人的投资和投机，虽然在任何时候，同样的机会都摆在所有人面前。正如任志强评价笔者《穷思维富思维》一书所言：“不敢投资的人永远不会有投资的收益。”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只想摘桃子，不想种树；不想也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然后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投机客太投机、开发商心太黑，然后以“多数即正义”和“穷即代表真理”为自己壮胆，理直气壮要求取消自由市场，理直气壮要求社会给他发福利！我就很纳闷，你大学或者研究生刚毕业，就想在北京上海市中心买房子，一看房价就骂“开发商心太黑了！”赢得鲜花一簇簇。10年前房价几千元时你骂开发商心黑，现在6万元时你骂开发商心黑。多少才不心黑？你想天上掉陷饼最好白送（包括等政府送保障房，实际上还是让别的纳税人送），天天梦想着不劳而获，不比开发商和投资投机者心更黑？

当代中国最值得担忧的现象是道德和智力的双重下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而且上下首尾呼应：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狂妄自大并越来越弱智，中产及其以下的人们则因收入和地位下流化而愈发呈现思潮下流化和民粹化特征。二者一拍即合，开出一朵朵异常鲜艳的奇葩，这些奇葩，是五颜六色罂粟花！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刻，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这个危险，主要就是权力和民粹的结合。权力和民粹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创新力量的大敌。

石讷shinoe说：“民营企业家是一条被弄脏的狗，我们该不该救他？我们也救不了他，唯有他自救。如何自救？资源（金钱和话语权）向从事反对政治者倾斜，帮助反对政治职业化，促成相对平顺的宪政转型。这是其财富和道德的唯一自救赎之道。”

他的观点和我略同。我的说法是民营企业家必须支持真正的独立智库独立发声，形成既警惕权力也警惕民粹的力量。权力和民粹的结合是社会最坏的情形，民营企业家死无葬身之地而抢劫的权力则被拥戴为万民救星。

“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刘瑜《查韦斯式实验，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 和金融学 教授许小年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标题是《当抽象的人民遇到具体的个人利益》：

“猪肉价格上涨，城镇居民抱怨，乡下农民高兴。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房价下跌，没房的叫好，有房的打砸售楼处。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房价怎样走才算符合人民利益？

“人民也不能用多数或少数定义。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六亿七千万，农村人口正好也是六亿七千万，在猪肉价格上涨的利益两难中，谁代表人民？即使过几年城镇人口占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就要服从城里人的吗？房价的悖论也是这样，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在80%以上，如果有房的多数代表人民，打压房价的现行政策就是损害人民利益；如果无房的少数代表人民，有房的多数就应该心甘情愿地坐等自己的资产缩水吗？

“矛盾看似无解，实际反映的却是观念的落后。在具体的张三、李四面前，抽象的‘人民’一词失去了意义；在具体的个人利益面前，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人民利益。

“具体的利益一定是多元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眼下的尴尬是，人们尚未找到一致认可的利益调节方式，仍然习惯性地求助于传统的公道和公平概念，试图用道德说教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由于公道和公平并无一致认可的定义，打破僵局就不得不依靠声势，若唾沫和音量不足以压倒对方，便继之以拳脚，暴力成为唯一可行的裁决方式。

“依赖暴力的利益调节机制有两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即 明 君清官‘替天行道’，强制推行均贫富的政策。贫富如何均，穷人、富人说了都不算，要由皇上一锤定音。‘替天行道’的实质因此是少数对多数的暴政，尽管多数人偶尔也可从暴政中获益。自下而上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一群人先论证或号称自己是多数，籍此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后正气凛然地剥夺少数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是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起点只能是平等的权利。无分贵贱，无论贫富，无所谓众寡，每一个人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权利只可自愿让渡，而不得以任何名义强行剥夺，不管这名义有多么高尚和神圣。个人是权利和利益的终极载体，国家主权是国民权利的集合，民族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加总，国家和民族因此不可能超越和凌驾于个人之上。政府经个人授权，负责管理公共事务；议会代表由个人选举，根据个人意愿制定博弈规则──法律。

“如何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分配，如何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利益的协调，是一个古老文明所面临的现代挑战。从抽象的人民到具体的个人，从抽象的天理到具体的人权，观念的转变是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步，毫无疑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上面几段话非常重要，但有些费解。我试图换一种表述，理解起来可能更容易，尽管这种表述未必完全符合作者的原意。传统的公道和公平概念是结果公平，而在任何社会，相对贫穷的总是占多数，于是贫穷和多数本身就成为道德和正义的代名词，仅此就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皇帝“均贫富”政策剥夺富人，或者自下而上的“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富人的财产和性命。结果是，这个社会的“扶弱”总是由“抑强”来完成，通过剥夺强者实现暂时的“均贫富”；而且这个社会永远没有一个符合人类共同长远利益和普世价值的规则来平衡利益冲突，导致这个国家和社会永远只能同贫穷不能共富裕！真正的“扶弱”是将弱者变强而不是将强者变弱。正确的做法是权利平等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不论贫富，每个人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公平竞争与合作。由于人的秉赋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努力与勤奋程度不同，世界上普遍的规律就是78%的财富掌握在22%的人手里。但只要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每个人都会有成为富人的机会，最终成功与否，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秉赋和努力。那种不劳而获就想“均贫富”的想法和做法，不是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是社会进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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