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为什么不再歌唱

2月14日，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这个从西方舶来的充满诗意的节日，近几年在中国已经越来越红火。但是，今年的情人节却有一点伤感，就在这一天，南非的“刀锋战士”居然枪杀了他的女友，而中国则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诗人。雷抒雁——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年轻人中也许已经有点陌生，但是在30多年前，这位在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因一首抒情长诗《小草在歌唱》而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的一位重要人物。

雷抒雁的去世，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场景之中的机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后，改革已经成为民众最为迫切的愿望。但是，当时的中国，毕竟刚刚走出“文革”的梦魇，不仅经济百废待兴，而且人们的思想仍然受着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在这个时候，以一场真理标准讨论为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国，思想的禁锢一旦打开，中国大地便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国的诗人们抓住了时代变化的脉搏，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洪流。

直到今天，当时涌现的大批诗作，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滚烫的记忆，除了雷抒雁的这首《小草在歌唱》，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叙述这些诗歌的精品：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高举的手臂歌唱》，熊召政的《请兴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李发模的《呼声》，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这些诗作，已经超越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场域，而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小草在歌唱》，是雷抒雁为悼念“文革”中惨死的张志新烈士而作，它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共鸣。就像《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的作者边国政所说：“诗歌在当时并不仅仅是诗歌，还是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

即使是在今天，当我们撰写共和国的历史的时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涌现的这一批诗作仍然是必须记载的一章。而这些诗作的成功，就在于诗人大胆地介入了现实生活，用诗的语言发出了人民久已压抑的心声。

但是，诗歌要不要干预现实生活，却是一个在文学界一直有争论的话题，有不少专家认为，诗歌如果与现实生活贴得太近，就会有沦为政治宣传品的危险，使其艺术水准下降。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也是不符合诗歌艺术的发展实践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绵延至今的中国诗史，正是一部中国诗人们不绝地用他们的如椽之笔参与、干预社会现实的历史，那些千百年来传唱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之中的杰作，都浸透着诗人参与现实生活后发出的呐喊，它们已经成为流淌于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精气神。

列夫·托尔斯泰说：“诗，是火焰，是点燃人类心灵的火焰，它燃烧，它发热，它发光。”以《小草在歌唱》为代表的这一批诗作，正是诗人们点起的火焰，它在那个年代里燃烧着，发出了激励读者的热和光，给了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以力量，而诗人也因此而赢得了读者的尊敬。

不必讳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风雨激荡的时代渐渐成为历史以后，诗歌在读者中也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当年发表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作的代表性刊物《诗刊》不过是一本小开本的月刊，如今它已扩为大开本的半月刊，却已经被读者遗忘，诗歌在其他一些文学刊物上更是只能充当点缀品的角色。我们通常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诗歌的百灵鸟缚上了金子做的翅膀，再也飞不高了。

其实，市场从来不是诗歌的敌对者，诗歌之所以在今天失去了它的市场，关键的问题正是在于诗人们放弃了干预现实的精神，反而热衷于给现实涂脂抹粉。诗歌不再是“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而成了诗人抒发“小我”的温室里的盆景。这么多年来，诗歌界一直在进行探索创新，但是这种探索创新却因为脱离了对现实的观照而无法得到读者的响应，只能是“梨花体”、“羊羔体”之类的滥觞，更不要提“纵做鬼也幸福”的恶诗了。诗人不再为小草而歌唱，人们宁愿到手机短信里流行的段子去领略残存的艺术，也就不足为怪了。当诗人不再燃烧的时候，又怎么能指望读者燃烧呢？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3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GDP已经雄居全球第二，据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够深入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积累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而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遭遇了瓶颈，因此，改革的呼声再一次高涨。

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诗人不应该缺席，他们有责任再一次担当起“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拨弄他们的琴弦，谱写出新时期的《小草在歌唱》。人们已经读腻了那些缺乏热力的矫揉造作的诗篇，时代在呼唤我们的诗人，走出“小我”，关注社会，干预现实，就像雷抒雁说的，用诗歌来表现出“我们对正义和非正义毫不掩饰的爱和憎”。

（东方早报，201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