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不要再让中国改革继续“跑偏”

    日前，2013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京召开，会议主题为“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参会的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提出应建立改革委员会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实质性加快改革。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路线的设计迫在眉睫。中国社会与经济能否继续前行，取决于我们对过去30多年改革的正确认识。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剖析了中国改革的失误与偏差，指出了中国改革前行方向。

    很难设想，像中国改革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尝试会没有任何失误和偏差。认识改革失误和偏差不是反对或否定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摸石头过河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纠错，不断逼近真理性认识的过程。

    对改革失衡的通常解释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公平与什么效率的冲突，以及许多根本不能用这对简单概念去概括的各种社会现象与其经济本质。

    概要地说，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形成和累积的主要问题和偏差大体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劳工权利的缺失

    中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市场实际上并不是新东西，它是人类从摆脱蒙昧状态就创造和学会的组织和交换方式。它与人类社会已经共存了几千年。今天备受推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是资本主宰市场之后的产物。如果也声称当过马克思弟子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条，那就实在是太不合格的学生了。

现代资本，虽然不完全像其祖先一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其要在扩张中生存的本性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增值追逐利润而引发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动力的源泉。但是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增值的贪婪往往又会使它像魔戒一样，令它的拥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丧失良心和道德，践踏一切人间准则和法律。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经历了反复的对抗和动荡之后，才大体形成了目前用各种劳工保护法令法规、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和一系列强制性或习惯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构成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

我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大一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下，工人在理论上是工厂的主人翁，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虽然没有什么职业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国家事实上对他们的职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承担了无限的义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撤销了对职工上述各方面的保障义务，但是，相应的劳工保护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又远远没有跟上。劳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工会，在计划经济下只是行政的附庸和简单的文娱福利渠道，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既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重建的机会和空间。这样，当工人传统的权利不断消失，而昨天的公共资产又以既不透明又失公正的渠道转为经理们的个人财产时，人们的不满就极为自然了。

应当指出，伴随着改革时代的推进，中国产业工人和新兴服务业的劳工主体从传统的城里人变为新进城的农民，使劳工权利的缺失和忽略恶性发展。100多年前，当第一批农民进入幼稚的现代工业萌芽时，他们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驱。100多年后，当中国农民的后代再进入真正发达的工矿和现代服务业时，他们变成了没有身份、没有福利、没有劳保、超时劳作、很少培训、收入低微的“农民工”。从“血汗工厂”到矿难的废墟，晃动着的几乎全是他们的身影。

更宏观地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直线增加，但劳动报酬与工人福利却直线下降，反映了制衡资本的劳工权利的缺位。其实，这个数字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当理论只为资本辩护，当太多的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做出政绩，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人自己也或明或暗地入股分肥而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劳资关系的失衡和劳工权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2）市场规则与政府职责边界的错位和混乱

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控全部资源分配导致了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但是，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在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尤其北欧福利国家，政府分配资源经常要占全部GDP的一半甚至以上，即使是最自由放任的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也经常要占到全部GDP的30%～40%，如果加上非营利性的慈善、宗教等非市场组织控制的资源，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实可以平分秋色。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市场、非市场各有领域、各司其职的混合经济，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市场是财产权利的交易，因此市场规则要起作用的前提是产权界定要清晰，竞争能够充分。产权界定不清和垄断等外部性效应存在的地方，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此外，更重要的是，产权只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产权的膨胀侵害了人的其他基本权利时，产权就要受限，市场也要让位。比如产权不能以人本身为标的，因此奴隶的市场交易是不行的。再比如安全、健康、基本的受教育权、生存权、投票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能受市场交易规则支配。用这个标准一对照，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我们迄今的改革，既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即不足的问题，也有市场化越位即过头的问题，从而在不少领域表现为市场与政府角色与功能的错乱。

另一方面，如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障，基本的教育乃至廉价住房条件的提供，这是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这些领域是不能也不应随意市场化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方面，由于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公民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相反，各种商业化的收费、内外勾结、公私合营、名校办民校等利用垄断资源的市场化畸形发展。不错，在市场经济中，只要赚钱的来路合法，适应不同消费水平和能力的人们的需要，教育、医疗更不用说住房都可以或应当有商业化运作的空间。但是，这应当与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的服务完全分开，而且不能因此挤占和侵害大众享受这些基础服务的资源。同时，即使在这些目前还属于非基础服务的地方，如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由于教育在公民权利中的特殊地位和其外部性，仍然需要提供相当大比重的公益服务，帮助那些缺乏经济条件的学生拥有享受这些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不能把它完全视为取决于学生及其家长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

最后，即使在完全属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和社会仍然有构筑市场正常运转的产权界定基础和法律法规框架的责任和义务。以股市为例，如果我们像前些年那样，一方面要市场承担帮助国企脱困融资等政策性功能，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利用流通股、非流通股产权界定的混乱用高达近百倍的市盈率圈钱；另一方面又按西方规范市场的规则整顿市场，要求投资者按愿打愿挨的市场法则承担入市的全部风险，这样就不能不形成对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制度性歧视。股权分置改革，尽管它的方式和路径还未尽如人意，但切切实实是对这种制度缺陷的校正。

应当指出，尽管人们在实践的推移中逐步认识到改革的这些失误和偏差，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可以事前充分预计和提前设计的。实际上，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是对随着发展阶段的更新和改革深化作出的相当具有远见的回应。理论本应是实践的先导，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窘境显然是与他们在这个转变时期引人注目的滞后乃至固执有关。

更多分析，请关注华生教授新书《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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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系列书系：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三农顶级学者温铁军首度揭示那段半遮半掩的历史：绕不开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如何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危机中的中国思考》（国务院参事夏斌：华尔街金融危机与21世纪中国未来改革的思考）

《中国的强国战略》（直戳中国软肋，指出中国通往强国路上的艰难险阻。）

《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著名学者王福重：未来十年中国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