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当社会道德缺失，民众信仰出现危机时，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在《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一书中，以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为切入，认为自由的信仰是怀疑时代的最好选择。

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没有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那么敌视自由的“神道设教”便有机会成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仅控制个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而且也渗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他称这种“神道设教”为“世俗宗教”和“国家宗教”，它“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an ideal vision），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

    我们思考信仰，尤其是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应该把公共文化作为一个重点。在我这个文集中，第一部分“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关注的就是公共文化及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这个部分涉及一些与公共文化有关的事件、事例和问题，其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不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是公共文化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和政治教育。

    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价值比较的结果。

    好的公共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氛围”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公共生活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并行，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与民主的公共生活相一致的民主公民教育。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国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公共生活，使它变得更好。

这个文集的第二部分“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涉及了与现代“神道设教”有关的话语统治与反抗问题。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指出，全面的、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言论控制是一切专制“神道设教”营建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所共同使用的手段。早在1928年，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培尔就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作的演讲中说：“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语言是宣传散布这种信仰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这种语言和思维逻辑对人的极大毒害。

第三部分“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也可以叫做“人性的启蒙”，它涉及的是人如何相互对待、如何对待动物和自然、如何对待生死、如何对待人性中的阴暗与邪恶。人存在于生命的大连锁中，美国自然学家和作家克鲁奇从生命的大连锁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生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为生存而消灭其他生命，而在于生命的快乐。理性的人应该比其他动物更能明白这个道理，更珍惜自己的自由、意志、快乐，以及与他人和所有生灵的共同存在。克鲁奇帮助提升了无数读者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生命价值的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丧失信仰，这一定会表现在大面积的人性堕落上，而人性堕落最可怕的表现便是漠视生命和生命遭受的苦难。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拥权自肥、腐败、贪污、专权，经济交往中的坑蒙拐骗、制假卖假、不守信用，公共生活中的冷漠、自私、功利、势利，哪一样没有人性堕落的影子？有些人出于对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焦虑与不安，把“文革”美化想象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信仰的时代，这样的幻觉不单没有根据，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第四部分是“迷惘者的信仰与共识”，信仰的不明确和共识的缺乏使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精神迷惘。在关注信仰问题时，要问的不仅是我们需要怎样的信仰，而且还是，信仰是如何形成的，这在历史上有许多教训。形成信仰主要有三种途径，它们分别是家庭影响，群众社会影响，以及个人的自由与理性思考。

    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从小生长在有宗教影响的家庭或社区中，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的影响，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条件的。这可以称之为“自发信仰”。另有一种不那么自发的信仰：政治信仰。那些拥有政治或意识形态信仰（信念）的人，绝大多数是接受了某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有的是部分因为家庭亲友的影响。学校体制和群众社会中的这种教育具有宣传、蛊惑、洗脑的性质。这种信仰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与信仰者的利益相一致。

    以上两种信仰的绝大多数信众都只是“照着做”而未必是“想着做”的人们（当然这里面有程度的差别），自由、理性的独立思考并不是他们信仰的主要因素，他们也未必都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当成为群众文化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往往表现为各种情绪性、非理性的迷信和盲从，甚至狂热和狂信。群众社会学和群众心理学常常把这样的信仰纳入它们的研究范围。与这类信仰相区别、相对立的是个人通过自由、理性思考获得的信仰。它可以成为宗教或政治的信仰，但也可以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信念。真正的信念或信仰应该是随着个人思想发展而变化的，相反，坚守不变的想法和观念是自闭的愚蠢行为，不是信仰坚定的表现。自闭的信念与自由、理性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宗教信仰至少也是不排斥理性的。

    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信仰不一定需要以宗教信仰来表现，而是必须表现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意义的价值，这些普世价值不仅关乎公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原则，而且关乎那些支持这些原则，并让人的存在获得高贵意义的精神和心灵价值，那种具有超越性的真、善、美。

这种真、善、美是极致的，因完美而令人神往，蕴含在超越的精神境界和信仰里。我有一位96岁的老科学家朋友，他曾与我分享对信仰的体会，他说，信仰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知识，是一个发散系列的极限，这个极限不在系列之内，例如数学中的“实数”是一个发散系列，它的最大极限——无穷大，超越这个系列。无穷大不是实数，而是实数之外的东西。按照康德的理论，现象在认识之内，而本体在认识之外。真、善、美的本体也是一样，虽然在认识之外，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求知努力，可以逐渐得到更深刻、更透彻的知识，任何一代人所拥有的关于真、善、美的知识都只是有限的、不完美的、近似的，因此也永远需要下一代人来补充和完善。人类这样一代又一代（就像这位老先生与我之间那样）接力追求的是一个有待无限接近的共同普世目标，这是一个由神奇力量推动的过程，而非功利得失计算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可以代代传承的精神境界，一种只属于自由、理性人类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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