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术”

  刘文瑞

韩非思想的最大特色实际在术。他对法和术有明确的界定：“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韩非子·难三》）韩非反对管仲关于君主言论“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公之于众的做法，认为法不但要“满堂”，还要满之于整个国家，使所有人都知道，而术则不但不能“满室”，连亲近身边人都不能让其窥见。所以，韩非论术陷入了自设的困窘：一方面，君主的术要隐秘到最聪明的下属也看不到猜不透，另一方面，他又要把术说得明明白白通体透亮。这正是韩非的过人之处，同时也是他的丧命之处。

韩非之前，申不害以术知名。韩非之术，比申不害又进了一大步。术之所以要深藏不露，目的是防范臣下。在韩非眼里，他人即敌人，臣下是最危险的敌人。所有的术，都建立在君主和臣下对立的假设上。权术的起点，是假定下面会蒙蔽甚至欺骗上面。所以，绝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是不能相信臣下。“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韩非子·备内》）韩非举出了大量事例告诉人们，为了权势，父子可以相残，夫妻可以反目。“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馀无可信者矣。” 世界上的人没有值得信任的，术以不信任别人为前提，以不被别人蒙蔽为指向。

要使君主不被臣下蒙蔽，就要把自己的好恶藏起来而不显示给臣下。“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韩非子·二柄》）君主一旦表露出自己的欲望和意见，臣下就会顺着这种欲望和意见讨好君主以至操纵君主。“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初读史者，往往不理解为什么帝王要尽可能避免会见大臣，如秦始皇就相信“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所以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行踪，大臣“莫知行之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不仅仅是求仙的需要，而且是帝王保持权威的需要。没有神秘也就没有权威，这一点古今中外皆同。西谚云：仆人眼里无英雄，正是此意。据说清朝高士奇不惜以金豆子为诱饵在宦官处买消息，不过是打听康熙皇帝最近在读什么书而已。所以，帝王往往把一大半心思放在算计臣下身上，连读什么书都要警惕被臣下侦察到，当然更不可能与臣下朝夕相处。然而，对臣下既要高度防范，又要用他们治国，其间的尺寸拿捏极为微妙。韩非为了说透道理，把臣下对君主的危害说得过于直白。这些理由拿到桌面上，有可能增加君臣隔阂。所以，后来的帝王即便内心信服韩非，也不得不对臣下在警惕之外包裹一层温柔和关怀的套装，用臣下之力时示以信任，控臣下之权时下以重手，“用人不疑”和“天威难测”交替使用。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管理技巧十分重要。

需要指出，韩非的这种权术，不仅表现在帝王身上，也表现在各级官员乃至社会上的普通民众身上。以清朝的知县为例，他们身边的长随，作为个人上任带来的私人助手，论理应该是最为亲信之人，所以知县通常用他们来控制衙役。但长随一旦背主，对知县的伤害也最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系于长随之手，因而其又是知县高度防范的对象。长随的行业神为钟三郎，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借颜介之口咬定“钟三郎”是“中山狼”的谐音，由此也可见官员对长随的内心警惕。以制造臣下的恐惧心理来控制臣下，最后却会使自己陷入时时担心臣下背叛自己的恐惧之中，这是韩非之术不那么让君主惬意的地方。这种不惬意，会导致情感上更恨贰臣。中国传统中对“内奸”的惩罚往往比“外敌”更严厉，对“叛徒”的仇恨往往比“对手”更强烈，除了感情伤害的程度不同外，法家思想的上下对立假设是这种行为习惯的形成因素之一。

从上下对立出发，韩非认为，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韩非子·主道》）君主用术，就是要随时克服这五壅，不能让臣下蒙蔽君主，更不能让臣下控制财权（看来，古人已经有了财权“一支笔”的依据）。臣下擅自行令、做出义举，则是不能容忍的挑战。西汉立国后，相国萧何曾经为民请命，求刘邦开放上林苑闲地让民间耕种，刘邦大怒，不由分说就把这位功臣投入大牢。后来迫于大臣们的压力释放萧何，还自我解嘲说：“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而萧何强卖民田，自取污名时，刘邦则很高兴，“上乃大悦。”（《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一事例，正是韩非思想的一个验证。至于臣下结党，包揽人事，再开明的君主也难以容忍。

按照韩非的思路，臣下与君主是利益相背的。因此，臣下与君主表面上保持一致（韩非称为“同取”和“同舍”），则隐含着巨大的潜在危险。韩非断言，“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一竿子扫尽了全部臣下。“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韩非子·奸劫弑臣》）据此，韩非断言，凡是臣下和君主一致，都是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而借用这种信任毁誉进退他人，兜售自己主张，就是奸佞。韩非的这种思想，又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一个特色，即凡是迎合君主者，都有作奸犯科的可能性，而赞同君主却又能提出不同意见者（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根本不可能存在；不赞同君主而提出不同意见则为进谏，会伤害君主权威。所以，韩非的思想存在系统漏洞。一方面，民谚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韩非却站在君主立场上反对忠臣进谏；另一方面，奉承迎合君主就有奸佞嫌疑，韩非却又站在谋士立场上大谈“难言”和“说难”，连篇累牍谈论进言不易。批评别人言论矛盾的韩非，在他的文章中，照样用自己的矛攻击自己的盾。这是韩非术论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个大BUG。试图用打补丁来修复这一系统漏洞，只会使补丁层叠累积而降低运转效能。

君主有术，臣下照样有术。不过在韩非眼里，臣下之术只能称为“奸”。君主之术是针对臣下的，所以，用术的目的是洞察臣下之奸。韩非认为，臣下有八奸：一曰“同床”，臣下收买夫人嫔妃，“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二曰“在旁”，身边的近习左右，察言观色，借机进谗，改变君主心意；三曰“父兄”，君主的宗室公子，与大臣串通，利用近亲关系，影响君主决策；四曰“养殃”，即“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娱其主，乱其心，从其所欲，取其私利；五曰“民萌”，即“为人臣者散公财以悦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六曰“流行”，即辩论言说之士，“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七曰“威强”，即“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借以恐赫他人，以权谋私；八曰“四方”，即借用他国力量胁迫君主，以谋私利。“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韩非子·八奸》）在不同的篇章中，韩非又称臣下有五奸，大体上同八奸类似，只是把宗室嫔妃排除在外。包括“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韩非子·说疑》）。八奸也罢，五奸也罢，均是有碍于君主权威的现象。君主用术，就是要及时察觉臣下的这些动态，把妨害君主权威的言行消灭在萌芽状态。

君主用术，要对智能之士格外戒备。韩非提出，君主所用有七术，所察有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讬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所谓“众端参观”，是指以多种信息渠道、多个信息来源互相参验，消除门户之见，以求掌握真实情况，不被臣下蒙蔽。所谓“必罚明威”，是指严刑重罚，防止仁爱和不忍之心致乱，以救火为例，与其赏救火者，不如罚不救火的观望者更有效。所谓信赏尽能，是指赏赐力度要能激发相对人的最大努力。所谓一听责下是两词，一听是指区别愚智，如齐宣王和齐湣王听竽之不同，用来驱逐南郭先生；责下是指以事参验臣下所为，把握臣下的真实状态。所谓疑诏诡使，是指以诈术检测臣下，用计谋表达天威难测。所谓挟知而问，是指借助信息不对称显示君主的超人神通。所谓倒言反事，是指故意用错误信息诱导臣下，看其反应，察其忠奸。韩非所说的七术，只是君主权术的一部分，其关键是君主牢牢控制臣下，只要能够控制臣下，可以无所不用。七术所对应考察的六微，则是臣下背离君主控制的六种现象。所谓权借在下，就是君主大权旁落。所谓利异外借，是指君主与臣下所利不同，臣下借外国之力求其私利。所谓讬于似类，是指臣下鱼目混珠，欺瞒君主。所谓利害有反，是指君主与国家的利害，同臣下的利害存在冲突。所谓参疑内争，是指臣下手伸得太长，争权于君。所谓敌国废置，是指敌国使用反间之计废置本国有用之臣。六微之所以称为“微”，是要君主能注重微末端倪，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祸生于肘腋之下。君主所要防范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臣下的僭越。

韩非所说的术，如果撇开价值判断，单纯从管理技术和统治策略角度看，其中有一些技巧性的成分是任何管理者都少不了的。然而，任何政治统治和管理技术，都存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韩非思想的命门。目的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更是韩非思想的缺项。后代所谓的“厚黑”，有些思路无疑来自于韩非。从历代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看，在术的具体运用上，他们很难完全拒绝韩非。但是，价值观和组织愿景的差别，使同样的术可以表现出不一样的价值趋向。例如，李世民押送犯人，令犯人回家团聚而限时返回的故事，就有术的痕迹。然而，这种术的运用出于仁慈，使其同韩非相比就有了质的变化。所以，后人往往以价值观和使命观的正当性来制约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术的变质。民谚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害人同儒家伦理吻合，要防人则同法家思想紧扣，实际上就是儒法合流的民间表述。问题在于，利益的巨大诱惑，会不会使人们在用术时放弃道德底线？历史能够回答的是：从长时段来看，放弃道德，只讲权术，迟早会遭到反弹式报应。但是，即便从报应的角度来把握术的边界，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依然是理性算账，在逻辑上又会回归到韩非的利害计算思路。所以，韩非管理思想给后人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管理方略和技术（或者权术），而是道义和智能、伦理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认知。韩非自己也殒命于他所推崇的体制之下，这一历史悲剧的警示是：一旦管理者在为人和伦理上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而谋求上升，那么，这一底线迟早会变成自己上升的天花板。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