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吗？

            这是我转载的一篇文章，对前面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但后边的结论显然偏离了前边的逻辑推导，中国的问题解决，靠一个心理学名词显然是不够的。至于靠什么，大家思考吧！作者是原深圳体改委主任，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幸福中国的倡导，是位坦诚而有思考的老人，我很敬重他，春节很懒，感觉脑子也生锈了，用他老人家文章给各位好友拜年吧!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

                2013年2月1日

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可见，认知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那么，对一个党来说，理念决定方针，理论指导实践，关系党的成败，而对执政党来说，还将关系国家的命运。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毛泽东时代，斗争成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号召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为什么要斗，为了继续革命，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但结果是无数人遭罪、更多人受穷。

邓小平拨乱反正，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如今，党讲发展，政府搞发展，中央带头发展，地方抢着发展。“把发展作为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结果怎么样呢？确实，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贫富越来越扩大，腐败越来越严重，生态越来越破坏，民众越来越不满。可见，发展并没有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相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生态的各个领域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

于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可是自2003年提出至今快10年未见成效，是什么原因？对此，没有任何反思。现在一讨论中国问题，就是制度问题、利益问题，最后归罪于既得利益集团。以什么理念改革制度，以什么目标调整利益，以什么方针抑制利益集团？这恰恰被忽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批评的是不干实事、爱说空话的现象，这在现实中依然普遍存在。但轻视理念、忽视理论，就会走错方向、陷入误区。中国问题的症结，正是理念、方针出了问题。

                发展第一的功与过

发展第一的方针是邓小平确立的，它在我国发展进程中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它纠正了政治挂帅、忽视经济的错误倾向；它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它凝聚党心民心，谋发展、搞建设；它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接轨，融入了世界经济。总之，它完成了我国由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于摆脱政治狂热的中国，对于温饱未解决的中国，发展第一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它在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干扰的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发展第一，就是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发展第一的方针也就带来增长方式的不合理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合理。

提出科学发展，就是为了纠正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但是，在理论上、理念上缺乏勇气，依然强调发展第一，非科学发展也就依然如故、大行其道。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中共十七大报告解释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发展第一，人本核心，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前者属于物本位，后者属于人本位。强调人本位，不是不要物，而是物的发展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都要符合人本位的理念。而发展第一，强调的是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简单来说，发展第一就是把饼做大，至于如何把饼做大，饼做大了如何分配则是次要的。所谓科学发展，第一要义就是如何发展，即增长方式的高效、持续，第二要义是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即分配的公平、合理。发展第一的后果就是不全面、不协调、不持续，根本方法就是重经济发展，不统筹兼顾。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本意就是为了纠正发展第一造成的非科学发展。但是解释科学发展观，却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把非科学发展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进。结果是在坚持发展第一的旗号下，非科学发展照行不误，而这又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所以，必然是越讲科学发展，越不科学发展。

           为谁发展才是根本

   发展第一，是针对要不要发展。今天，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都在谋发展。今天要解决的是发展方式与成果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为谁发展的问题，这是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模糊了党的性质。发展是手段，不是目标。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实际上是要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但最后都落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结果，还是发展第一。 

在中国贯彻最买力、落实最到位的是发展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这意味着政绩提升、财政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红色、灰色、黑色收入统有，具有不可遏制的利益冲动。GDP指标层层加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为此不惜耗尽财力、债台高筑，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达到破产边缘。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发展第一中坐大。油水大、获利多的项目，几乎都以权力级数瓜分了。某个项目是某个官员的老婆、儿子、儿媳、兄弟、舅子、姨妈……投资的、承包的、引进的、牵线的、介绍的。在国家和省一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

一般来说，执政党都是求发展的，但背后都是有利益动机的。如果说，邓小平当年提出发展第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与党的利益。而今天，发展第一已沦为权贵攫取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与遮人耳目的道具。人们期肦的新政，为何没能出现？新政需要新理念指导下实行新方针、新政策、新改革、新制度，可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不断翻新的口号，而理念还是旧的。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然重增量、轻存量，忙招商、抓项目，还要什么改革，能出什么新政？

口号不能治国，需理念治国

可是这种现象被人们所误读，认为理念是没用的，中国不缺理念，缺的是制度。这混淆了理念与口号的区别，应该说中国不缺口号，缺的是理念，没有理念就改革不了制度。

邓小平的发展第一，不是口号，是理念。第一，它所针对的倾向很明确，就是为了扭转政治第一的错误倾向；第二，它所倡导的价值倾向很明确，就是以物为本位；第三，它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很明确，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理念的坚定明确，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伟人的决心与魄力。如果邓小平提“经济为中心，政治为首位”，就不能引领中国完成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

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为了克服经济第一带来的偏差，倡导人本位的价值观，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改革，可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今天依然强调“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摆”，是要反对什么倾向，倡导什么价值观，出台什么新方针？今天，几乎人人在谋发展、忙挣钱，可以说已到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物质追求以外，没有了精神、理想、信仰、道义的追求，必然腐败堕落、道德沦丧。

当然，对发展可以解释为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以GDP 为指标、作为政绩考该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什么时候作为过政策目标？今天，求发展就是搞经济、弄好处，钱到手就是硬道理，其它都是扯谈。中国人成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官员、校长、教授、医生都不例外，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发展第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已使党陷入深深的危机，党除了输送权力与利益以外，没有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理念与思想，在攫取利益成了唯一选择时，腐败是必然的。

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如果说当年中国要摆脱政治第一的狂热，今天就要走出经济第一的误区。当年邓小平面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那么今天面对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时，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2）“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3）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实行发展第一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作为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发展第一，需要提出新理念，实行新改革。

邓小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正是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一系列问题，怎么能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依然认为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还强调一心一意谋发展？

中国需要新转折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再次面对实行新政的期盼。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今天就要实行新的伟大转折。新转折首先表现为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从而提出新方针，推行新改革，最后建立新制度，树立新风尚。适应时代历史的需要，提出引领民众的新理念、新目标，这就是政治伟人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方面必须继承历代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列入指导思想的名单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又必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行新的改革，于是陷入“跪着改革”的困境。跪着是不可能实行新政的，但又不能与历史政治遗产决裂。为此，提出的新理念在意识形态上不被质疑，这是启动改革的前提。

当年，邓小平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切入来启动改革的。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4）

邓小平总结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指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5）

他还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

邓小平的结论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邓小平占据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点出发，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引入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

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社会主义，只是路径不同。毛泽东实行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最后落在斗争上。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最后落在发展上。

今天要实行新政，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恰恰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以发展第一作为方针，带来了二极分化、腐败泛滥、道德恶化，这不是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力图避免的。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这是继承邓小平政治遗产的需要，但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论解释。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用一大堆概念掩盖思想的贫乏、理念的模糊、理论的苍白，什么都说了，等于什么都没说。空话、好话、套话泛滥，排比句流行。今天中国的官方文件、长官报告大都在编词上下功夫，既没有思想，也不想做事，专门说连自己都不信的话，这怎么推进改革？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新运动，一定首先是思想革新、理念革新、理论革新，并由其带动、指导，并贯彻始终。

从经济第一转向幸福第一

今天，我们应该感悟，发展经济是为民众幸福创造物质条件，经济发展只是造福民众的手段之一。因此，发展不是目标，幸福才是目标。这就解决了为谁发展，规定发展方式和成果分配必须以民众幸福为原则。为了民众幸福，就不能只抓经济发展，还要推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生态保护，这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真正做到“统筹兼顾”。

以幸福理念来解释，当今中国的理论难题迎刃而解。什么是科学发展？能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什么是和谐社会？民众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了。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的本质、本性就是追求幸福。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中国国情选择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幸福道路。

以幸福中国为目标，也就解决了指导思想之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就是为民众谋幸福，幸福中国就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凝练与体现。同时，也不用为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解释他们的思想犯愁了，凡是符合民众幸福的理念、原则、主张都是建设幸福中国的宝贵思想财富；凡是被实践证明不符合民众幸福的理念、原则、主张就得与时俱进，不能奉为必须坚持的教条

“幸福中国”作为目标还可以处理好以下关系：

目标与现实。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具有正义性与神圣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真缔、共产党的宗旨。从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做起，又具有现实性、操作性。

理念与实践。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化大，是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是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创新与重建，从而成为政府的新目标、社会的新规范、民众的新追求。

纲领与方法。以幸福为目标，可统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建设与改革。在方法上又提供了切入点，先改善民生，再解决社会、政治参与，再提升社会道德文明。

政府与民众。为民众幸福创造社会环境与社会条件，这是政府的公共责任。同时民众要为实现幸福作出自身的努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

物质与精神。幸福来自物质、情感与精神，既要重视物质文明，为满足物质需求而努力；也要重视道德文明，改善人与人关系；更要重视精神文明，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与世界。以幸福为目标，提高民众幸福感成为世界新潮流。人口多、资源少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财富占有的拚比中占优，可以、能够在民众幸福的竞赛中取胜。中国既要融入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更要超越西方式的现代文明，创造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注释

注1：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注2：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注3：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注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注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注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