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危机需要迅速而果断的抉择
梁建章、黄文政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人口政策的问题时说:“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我们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但是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李总理提到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反映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但各种调查显示,中国的生育意愿都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不用说通常比生育意愿要低得多的实际生育率。在未来1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超过43%。这意味着,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能够将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显著提升50%,年出生人口也将大幅萎缩(1.5*(1-0.43)= 0.855)。每延迟放开生育一年,都会有无数女性因为生育期结束而永远失去给孩子多添一个兄弟姐妹的梦想,其中不少人将最终遭受失独的人伦惨剧。中国早已经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缓。错失当前的机会不仅会人为造成无数家庭悲剧,也让中国未来逆转人口颓势更加回天无力。
至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的效果,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是人口学界绝大部分学者的普遍共识。我们根据全国各省市区累计102次报道的估算更是表明,该政策实施满一年后的实际新增人口将不到国家卫计委在政策实施之前所预测的约200万的三分之一,而且申请人数整体上在逐月减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二年会出现反弹。实际上,在2013年11月15日,中央公布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当天,我们就撰文预测,放开单独二孩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是杯水车薪。如今,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的效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
可以说,单独二孩实施时间和积累的数据足以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出全面的评估。只要能实事求是,秉持基本的学术伦理,而不是像卫计委那样不顾事实地混淆是非、刻意曲解人口数据,就能够明确地判断单独二孩远不足以有效缓解中国的严重低生育率危机。我们认为,随着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置如此明显的结论于不顾,听任利益攸关部门的一面之词,一再贻误人口政策的逆转时机,将严重危害社会对政府判断力的信心,并且可能最终演变成政治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要进行全面评估,那也应该公示评估机构并明确其责任,最大限度地避免让部门的不当行为危害到政府的整体信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行政机关对于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政务信息应主动公开。人口问题攸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更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因此,我们建议公布评估机构名称和参与评估的人员名单,且公布评估报告,并对于评估过程中的误判行为予以责任追究。由于卫计委的部门利益与人口政策方向密切相关,我们也建议卫计委及其下属部门在评估过程中完全回避。
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一胎化为基调的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该政策的长期执行是中国陷入严重低生育率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的现在,对比当前和当年的背景,了解两个时代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前的形势和进一步拖延政策逆转的荒唐之处。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生育率过高。其实在此之前,随着中国在1971年实施了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就直线下降;到一胎化实施前一年的1979年,生育率就已降至离更替水平不远的2.75,更是远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处于严重低生育率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去20年来,中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最近几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更是节节走低,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为何当年在时间和空间的比较上,都不算高的生育率被认为高到需要强力压低,而当前无论何种意义下都是处于极低水平的生育率却要继续维持?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一定程度是受到海外人口控制思想的影响。其实在此之前,人口控制思想在全球已经式微,各种预测都已经全部破产,相应的理论也被学术界所摒弃。相比之下,低生育率危机目前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关注的问题。随着日本、欧洲等低生育率问题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养老金面临困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全球对低生育率危机的负面影响的认识更加深刻。为何当年被海外逐渐摒弃的人口控制思想在中国得到推崇,而当前引起国际普遍忧虑的低生育率危机却不能让政府警醒?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缺乏独立的学术支撑,相关研究假设荒诞,论证粗糙,其所有预测结果很快就被证明远离基本现实。到1979年,中国已有15年未进行人口普查,宋健使用全国户籍资料和公安部门在一个县、一个县级市的资料代替全国资料,做出引起高层震动的百年人口预测,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到世界各地生育率随经济发展普遍下降的事实(梁中堂,2014)。相比之下,目前对人口问题的各种独立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即使在其章程里把人口控制列为目标的中国人口学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支持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为何当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的一胎化能得以强力执行,而当前由众多学者论证的政策调整却举步维艰?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导致了无数民众的困惑和不满,甚至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弹,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牵牛扒房各种强制措施更是激起普遍的民怨。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对人口政策的逆转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即使鼓励生育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为何当年不顾社会阻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势推行一胎化,当前坐拥广大民意支持的政策逆转却迟迟不能实现?
简言之,当年的情况是,借用国际上正在被摒弃的人口控制论,使用各种粗糙和荒谬的论证,不顾民间的强烈反对,强力推行一胎化政策来压低其实并不算高的生育率。而当前的情况则是,漠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对低生育率危害的论述,忽视各种深刻和全面的论证,坐拥民意的普遍支持却一再拖延政策调整,错失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的宝贵时机。
可以说,当年的一胎化是一件没有可靠理论支持的,却被强力推行的政策;当前的取消生育现在则是一件有各种理由支持,但却迟迟不见行动的政策选择。如果说当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一个错误,那么当前不改正这个错误将是错上加错。实际上,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态。现在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归还给家庭,只不过是恢复生育的正常状态,也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最低要求。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时间实在是匪夷所思。
李总理在提到人口政策评估时强调,“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总理明确表明,“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这一论述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有关“两国人口的巨大力量”的表述一脉相承,表明领导层视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发展巨大的力量,完全迥异于之前官方文件提到中国人口规模时那种“人口多,底子薄”的唉声叹气的无奈。
我们之前的文章也从资源、环境、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大国博弈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的核心优势,但却被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当成最大的劣势来消减。现在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人口的长期的急剧萎缩已经不可避免。在正面看待人口规模的观念下,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顺理成章。
李总理还提到,“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毫无疑问,要对中国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就必须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江源波在今年两会上提交的“关于尽快启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执法检查的建议”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来,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并没有协调发展,相反,我国的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各地还出现了不少侵犯公民生育权的计生恶性事件。因此,江源波建议全国人大启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检查评估,删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那些以限制生育为目标的内容,保留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内容,并增加鼓励生育、有助于提升生育率的内容。我们认为,江源波代表的建议案很好地体现了李总理的理念,希望她的建议能够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李总理在回答了记者关于创业和创新的问题时提到:“我还到过许多咖啡屋、众创空间,看到那里年轻人有许多奇思妙想,他们研发的产品可以说能够带动市场的需求。真是高手在民间啊,破茧就可以出蚕。”
我们对创新和创业与人口关系的研究证实,年龄结构越年轻的社会,创新和创业活动越旺盛。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现有企业的创新和新企业的诞生都需要从业者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想法和新挑战。一般来说,30岁左右是创新和创业的黄金年龄,40岁后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承受风险的意愿都会下降。同时,在人口老化的社会中,年轻人掌握的社会资源和历练的机会都受到影响,这让数量本来就少的年轻人的创新和创业能力都受到进一步的压制。换言之,人口老化对创新创业的活力的打击是双重的。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日渐衰弱,整体经济更是长期低迷,这背后核心原因是日本长期低生育下人口结构的严重老化。此外,随着社会年龄结构的老化,产业和公共政策也会向维护中老年人的利益方向倾斜,因而越来越趋于保守,更进一步抑制了社会经济的上进动力。因此,提高生育率,避免年轻人口数量的雪崩式萎缩,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对保持社会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经济和人口的协调发展,还是从保持创新和创业活力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这既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精神,也符合李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的要求。应对人口危机需要的是迅速而果断的抉择,错过这一时机,将让中国付出难以承受的历史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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