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制度难知好坏说起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从大学资金的投入与学子的天赋衡量，其学术成果是令人失望的。恕我直言，我认为这失败是源于主事当局不懂得怎样处理。这样说没有贬意，因为思想创作这回事，要知道怎样的制度才有可观的效果很不容易。我曾经说投资设厂、制造产品应市，要生存非常困难，比投资于发展房地产困难得多。一家顶级大学，产出学问，原则上可以作为一家工厂看，但产品究竟是些什么事前难以肯定，而就是见到产品其价值为何往往要等多年才知道！

上述不是指要产出一些读书识字、可为生计的学子那么简单。在西方，好些大学只为产出一些市场有价的毕业生。这些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要产出足以传世的思想创作的学府才是。后者中国办得不好。北京说的重点大学应该是指后者：他们出资下重注，研究金的慷慨提供使美国朋友羡慕不已。

要知道怎样办才对本来就非常困难。西方只几个时期有大成的片段。中国呢？我们是有着两方面的格外困难。其一是从历史看，我们的文化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想想吧，小小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一个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七），一个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一个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这是物理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的三个顶尖人物。横看直看这三位皆奇迹，他们的出现不可能没有一个顶级的学术气氛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当时有的是科举制度，读书识字的天才，诗、文、书、画无一不精，皆学而优则仕，做官去了。

第二方面的障碍是二战之后，科技上人类历史发展得最快的三十年，中国却在搞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对知识有绝对的毁灭性。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的同胞的无知事前难以想象。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描述见到的知识贫乏情况，本想在这里翻译几段给读者，但自己重读也心酸，不翻算了。

说实话，不管今天我怎样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失望，我得承认在开放改革后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中，炎黄子孙的知识增长也属奇迹。只是自己老了，见到学术的发展还是远不及希望见到的，而自己历来认为中国的文化厚度与学子的先天基因皆冠于地球，心有不甘，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自己认为是应该出现的。

不久前北大换校长，网上的言论是向往着昔日北大的蔡元培与胡适。我不怀疑二战前的中国，有一小段时期，几间优秀的大学产出的学子的创作能力优于今天。但当时能进大学就读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以千万计。这广及的大学教育当然是好现象，但当我见到博士比比皆是，名片印得密密麻麻，而在我熟识的学问却见不到一两篇有斤两的作品，就不以为然了。

记得一九六七年二月我收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哈伯格的电报，说他们要给我一个博士后的奖金，要我到芝大去。我给哈伯格长途电话，说我的博士论文只写好一长章，可否把该奖延迟一年。他说芝大从来不管你有没有博士衔头。当时我想，没有博士怎可作博士后呢？于是立刻赶工，八个星期后把论文写完。殊不知到校务处申领博士文凭时，因为是外来学生要交五十美元，我想，论文已经通过，文凭不值美元五十，决定不要。正要离开，曾经教过我的校务处长史高维尔从办公室赶出来，说：「我听到你的《佃农理论》，你不要博士我要你要，替你出那五十元如何？」我尴尬地从钱包掏出五十元给他。

到了芝大我才知道，所有教授的称呼都是先生或女士。再后来又知道，不写文章的戴维德只有一个学士衔，但科斯求职的推荐信是他写的，哈耶克求职的推荐信也是他写的。在芝大时，我曾经跟后来是林毅夫导师的约翰逊详谈在芝大升职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不需要有衔头，也不需要有文章，但不可以一句话也不说。当时芝大的经济系是地球最强的，学术职位升到顶级的起码要求，只是说过一些有足够斤两的话。这经历影响了我衡量学术成败的取向。当有人说某君在什么名学报发表过很多文章时，我喜欢问：他说过了些什么？得到的答案一般令我失望。

说起戴维德，我要顺便说一下他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很多同学希望知道。这传统示范着只几句话可以带起一个思想范畴的发展，也可让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朋友知道，一个重要思想范畴的发展是有着那么多的机缘巧合，事前无从预测。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的万国商业机器（IBM）拥有一部庞大电脑的垄断专利。为了不让使用者打开机器研究，该电脑只租不卖。但租用合约指明客户一定要从万国商业购买当时的电脑需要用的打孔纸卡，其价比市价高出约百分之十。电脑的专利当时很值钱，但不值钱的纸卡任何纸品商都可以造。美国的司法部于是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万国商业，说后者把纸卡捆绑着电脑，为的是要把电脑的垄断权力伸延到万国毫无专利的纸卡那边去。官司打了好几年，万国败诉，不能再把纸卡捆绑着电脑销售。

戴维德重视这反托拉斯案，因为他认为把电脑的垄断专利伸延到纸卡那边去是不可能办到的，但为什么万国机器要把纸卡捆绑着电脑一起销售呢？万国的辩词说他们的纸卡的质量比较好，但显然拿不出证据。戴维德的口述解释，是万国利用纸卡的捆绑，以纸卡的销售量来量度一个租用电脑的客户的使用频率，替代当时可以容易地倒拨的计量表。为什么万国要算电脑的使用频率呢？戴老的解释是价格分歧：不同客户的电脑月租同价，纸卡也同价，但纸卡之价略高于纸卡的成本，多用纸卡的可以看为付出较高的电脑月租。这个解释就是我在上期说的有难以形容的新奇，一九六四年阿尔钦给我转述时，我如中电击，好几晚睡不着。

二十多年后，戴维德到西雅图，在巴泽尔的家作客，我在座，戴老问：「史提芬，你对我的捆绑销售的解释怎样看？」我回答：「用纸卡的使用量替代计量表是天才的思想，但价格分歧应该不对。不同客户的电脑租金同价，纸卡也同价，如果间接地算出价格分歧，那么这类分歧随处可见。你买一个苹果，我也买一个，大家同价，但你只吃五口就抛掉，我却吃十口，每口之价你付出的比我高一倍，不能说是价格分歧吧。」戴老继续问：「那你怎样解释纸卡的捆绑呢？」我答：「应该是维修保养合约的替代。当时万国租出电脑是免费维修的，维修另外收费的合约因为种种问题不容易达成协议，电脑捆绑着纸卡，纸卡之价略高于成本，用量较大的客户多付一点保养费用。」戴老最后说：「我同意你反对价格分歧之见，但作为保养合约的替代我要多想一下。」

今天我非常遗憾当晚在巴泽尔的家我没有向戴老表达感激之情，而事后再找不到机会了。我要亲口对戴老说我的佃农理论的构思是源自他的捆绑销售的启发，因为让我注意到合约一般有结构，而怎么样的结构是选择的结果。起码有三本书说我的佃农理论源于科斯定律的启发，其实不是，是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科斯对我的影响无疑深远，但我的合约结构与合约选择的研究取向却是源于戴维德。我也认为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起自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阿尔钦加进产权与竞争，科斯贡献交易费用，合约分析主要是我搞起来的。至于这「新」学问后来转向术语多多的博弈理论，我认为是可悲的发展。

我希望上述的走马式回顾可让同学们知道一个思想范畴的发展是没有规律的，不能在事前设计或订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我一口气写下《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这三本文章结集，推波助澜，给中国的改革作了好些建议，都是源于上述的思想范畴。作为炎黄子孙我当然比上述的前辈多关心中国。上述三位前辈今天不在了。他们对我的期望行内不少人知道。比较少人知道的，是他们也教了我作为学者的操守。二○一三年在老师阿尔钦的悼文中我写道：「阿尔钦是我敬重的老师，学不到他的典雅也学得他作为学者的操守：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责任是解释，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除了这些前面就画着一条线，跨越就不是学者的行为了。」希望北京的朋友明白，写这系列评论中国大学制度的文章，作为学者我要说自己相信的话，但前面的线画在哪里我是清楚的。

前文提到我认为中国的有关当局不知道要产出足以传世的学术创作的大学应该怎么办，在多花墨水之前我要向他们推荐两本书。其一是James Watson一九六八年初版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叙述DNA结构的发现过程。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比金庸的武侠小说还要好看。虽然书内描述的勾心斗角有点那个，但英国剑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环境与气氛可圈可点，令人羡慕。第二本要推荐的是史学家何炳棣二○○五年出版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认识炳棣——他在芝大时我也在——虽然在文革为祸最大时他到中国一行，回美后大赞所见使他遭学术界大事贬低而一蹶不振多年，但他是个顶级史学家是没有疑问的。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清华、六十年代在美国芝大，而又写下详尽的回忆的人。那应该是清华学术气氛最好与芝大学术气氛最好的两个时期。从作者的回忆衡量，最好斗最好，芝大远超清华是明显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判断：炳棣在清华时是学生，在芝大时是教授。

批评中国今天的大学制度，我得说明自己不是大学制度的专家。我对一家高级学府应该怎样办的观点相当武断。我只是凭着自己遇到的很不寻常的际遇与经历来品评一下。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我曾经在美国四间层面与性质很不相同的大学教过，也在香港大学教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芝大的两年是该校的经济系最强的日子，据说可以相提并论的只有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第二方面是上世纪后半部的经济学大师我大都认识，其中不少是深交，大家对大学制度运作的优劣常有谈及。再者，通过这些师友我也认识好些其他学系的师级人物，在倾谈中学得一点。第三方面是在美国的上佳学术创作环境下，我写下的一系列文章近于一律长寿，历久传世。上述三方面算是拿得出一些比名片多一点斤两的资历了。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