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到2005年更达到51%，高于全球平均储蓄率19.7%一倍多。尽管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居民储蓄意愿始终不见减弱。无独有偶，就在稍早之前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和现金占比达到75.68 %。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都非常低，没有超过6%的，有的甚至还是负储蓄率。

     国民储蓄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持有的银行存款、现金、保险和其他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之和，它来源于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后的余额。在可支配收入确定的前提下，消费支出越少，可储蓄的就越多。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长年居高不下与发达国家百姓的低储蓄率，并且透支消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显然，中国过高的储蓄率是有悖于国家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等要求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高储蓄率正在逐步制约着经济未来的发展。 

     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缘由四五十岁以上的那辈人，因为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养成了舍不得花钱的习惯。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那批年青人，却很乐意成为月光族或透支消费。所以储蓄跟文化传统大有关系，年长一些的国人有节俭的习惯，这也确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美德。而对于存钱能否应对未来不时之需？笔者也并不乐观，因为这些年通胀实在太历害，货币超发现象严重，而我国的利率水平又长期为负，这就导致我国居民虽然在努力存钱，但其实际的购买力却在逐年折贬。不过，存款应急肯定要比不存钱，出了问题向社会乞援要好得多。

     其实，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而言也并非一无事处。在我国工业化初期，较高的储蓄率肯定会为政府的高投资率提供了保障，从而发挥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但在经济转型阶段，尤其是在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调整经济结构双重挑战的背景下，高储蓄率导致国内消费动力不足，从而不能消化产能，促进产业升级，保障企业利润的实现，由此可见，高储蓄率已成了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掣肘。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老百姓“被储蓄”，政府是有责任的。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意愿也很强，这在无形间拉高了国民储蓄率；另一方面，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超收的背景下，民生投入则大大不足，由此加大了老百姓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百姓存款是为应对不时之需也的确是事实。此外，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拉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使得高收入群体无需消费或者出国奢侈消费，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不足的畸型现状；投资渠道的严重匮乏，现在连银行理财产品也发生了投资风险，这使得老百姓明知存款会缩水也只能将钱存入银行。

    　尽管专家们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有喜欢存钱的习惯，这种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笔者认为。降低储蓄率，逐步实现从“全民储蓄”向“消费社会”的转变，不仅要求国民尽快改变原有的理财习惯，各级政府更应加快更新观念，努力创造“消费社会”所应有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消费环境。比如，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投入，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优化消费金融环境，提高信贷消费的便利性和消费意愿，拓宽投资渠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全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而唯有塑造一种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消费环境，让大家没了后顾之忧，中国人的高储蓄率就会快速降下来，而国民储蓄率的下降所带来的拉动经济的动力将是无限巨大的，可能要远比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