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为何就解决不了中国式通缩的难题？

中国如何解决消费问题，不仅是一个应对全球性通缩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肖磊对此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认为中国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一个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经济的自我循环和打造高效率政府服务体系，这一方面需要面对“通缩”的勇气和耐心，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化改革、寻找战略性出路。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市场百废待兴，投资和消费十分旺盛，人们消费掉了产出的大部分，但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依然吃紧。因消费需求巨大，居民储蓄率偏低，难以满足企业等的投资资金需求。

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当抑制消费和促进投资，需要抬升利率水平。

中国央行从1979年就开始提升利率，1979年利率还不到4%，而后一路上升，到了1993年的时候，利率已经涨到了超过10%。

在长达十五年的利率上升过程之后，市场的储蓄意愿被激发，投资意愿则有所减缓。

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00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62%，同期投资率从38%下降到了35%，消费和投资之间得到了较大的平衡，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市场1998至2002长达五年的物价低迷。

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市场迅速崛起，中国对投资的需求重新扩大，中国投资率从2001年的36%已上升到了目前的48%。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开始加深，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持续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等，都导致中国新增产能难以及时消化。

那么没有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内需”到底能否消化掉中国的高投资、高产能呢？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按照市场发展规律，储蓄率会出现较快增长，如果在这一段，适当的降低利率，就能很好的刺激消费，增大国内市场的需求规模，这也是2007年后央行持续降息的主要依据。

但问题的关键是，从1992年至2012年，虽然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超过60%，其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翻了一倍，而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化（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

另外，由于居民消费意愿跟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水平、人口结构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已经走完了“解决温饱”的饥渴型消费时代，如果要实现从“饥渴消费”到精细化大规模消费的飞跃，不仅要有完善和发达的金融体系，还需要有稳定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做后盾，注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

因此会发现，虽然中国居民的收入依然在增长，储蓄总额也一直在增加，但即使央行把利率调低至零，也不可能将居民的储蓄大幅度转化为消费（最多只是从银行转到“余额宝”），因为目前的消费不足并非是居民储蓄较高的问题，而是政府和企业消费不足所致（不要以为企业只是一个只搞生产的组织）。

真正推动高储蓄率的政府和企业一直致力于投资（政府忙于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忙于生产和并购），而非消费。

当然，政府和企业的消费目前受到了多重层面的影响，比如政府层面有反腐要求，而企业的问题更为复杂，在中国企业最集中、消费能力最强和规模最大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政府实施了各种限购，包括对企业购买汽车、房产等的限购措施，又严格控制民营企业设立银行等，企业资金要么变成存款，要么进行再生产，无形中加剧了消费萎缩并进一步放大了产能。

强调一点，我所提到的政府消费不足，并不是鼓励公职人员去大吃大喝，政府可以在学生贷款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持续去刺激盈利能力较强的“房贷”和其他基建项目。

美国目前推动整体消费的两大主要信贷一个是学生贷款（九成美国大学生靠贷款读书，降低了即时家庭经济负担，美国家庭也就更愿意消费了），另一个是汽车贷款。

尤其是学生贷款，短期看并不能达到像房贷一样的盈利能力，但长期看对一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

从这一点看，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后劲更足。

中国消费贷规模目前在15万亿左右，其中个人住房信贷余额已经接近12万亿，占整个消费贷的规模超过80%。

仅个人住房信贷就占GDP的20%，按房贷平均5%的利率来计算，中国居民每年仅房贷利息支出就超过6000亿（占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的85%）。

中国其他消费贷平均利率超过7%，其利息支出将更大。

个人房贷目前正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仅8%，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继续降低，未来某一天，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部分将用来偿还债务利息（本金不算），哪有钱消费？

在这种趋势和背景下，企图用更大的信贷规模刺激模糊不清的内需市场，尤其是刺激房地产市场消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还无法像美国一样，借助全球资金来玩转债务经济。

中国如何解决消费问题，不仅是一个应对全球性通缩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

如果仅仅是消化产能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不顾金融风险推动零首付售房；可以不考虑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管理的滞后，放弃汽车限购政策；可以更多的建设铁路、机场，也可以更多的建造航母或火箭，甚至可以用打一场规模战争来消化产能并刺激就业。

问题是，什么样的选择更科学？什么样的选择更冒险？

中国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一个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经济的自我循环和打造高效率政府服务体系，这一方面需要面对“通缩”的勇气和耐心，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化改革、寻找战略性出路。

所能看到的是，在打破金融垄断、促进中西部发展、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土地管理等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但这些领域也早已“时不我待”，如果再次错过解决问题的时间，依然避重就轻的从出口市场、货币政策和房地产领域人为的寻找突破口，留给我们的机会可能看似失之毫厘，实际就差以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