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达沃斯诅咒”在中国会应验么？

以“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为主题的第43届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1月23日开幕，IMF预测今年全球增速降至3.5%。去年此时人们还在担忧欧元区崩溃的可能性，而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尽管欧洲仍然需要进行改革，但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欧债危机恶化。

恐慌已经消退。然而，全球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摆脱不了风险。在表达乐观情绪的同时，参会者总是不忘加上一个“但是”，提醒所有人时刻保持风险意识，继续寻找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在面临结构转型的当下，四轮驱动的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已逐渐衰减，中国是否会遭遇增长瓶颈？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阐述了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并指出了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中国社会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22.4%）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28.22％），今后只会下行而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影响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已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领域以及如粮食这样的基本必需品的国际国内双轨制价格的改革，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包括普遍民众能否承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经济社会稳定问题。在涉及这些人们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分歧显著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延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带来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也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的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那么，中国社会在今天乃至今后3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同的人当然各有不同的需求从而给出不同的回答。但是，无疑中国人作为整体和一个民族，最需要的仍然是现代化发展。因为我们在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上刚刚走了个好的开头。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财政金融政策和政府行政性动员和支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扩张总需求的非常办法，它既不能持久，也是有很高成本和代价的。同时，即使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不可能再靠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和巨额贸易顺差来长期扩充自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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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分析，请关注华生新书《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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