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融开放应对全球经济崩溃

日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前夜，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在吹风会上先发了句狠话：全球经济仍在崩溃的边缘。今年开局的经济形势显露出乐观迹象：诸多股指摇晃着上升，欧元区非但没有解体，反倒粘合性还可以。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注资各大银行，市场流动性异常充裕，虽后患无穷但暂时看来账面上都挺漂亮。

    那么，面临全球经济崩溃的威胁，中国还能否做到独善其身？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是否应暂时停止？金融体制改革又将如何进行？我的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中》（下）中从以下七个方面总结了中国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我国政府要未雨绸缪，要以长远的战略思想来思考、研究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金融开放。就是要用长远一点的规划来想眼前的一些事情。2020年上海要办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已经有长期的目标，到那时资本项下要实现基本全部开放。

第二，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参与，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另一方面，应该心中有数，对国际上的一些改革，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希望，包括IMF的改革、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等。金融危机以后，尽管美国的地位在走下坡，但是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和适当的让步是不可能重建的。再过20年甚至30年，美元老大的地位不会变，现在还看不出有哪种货币、哪个国家能取代美元、美国。也许，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经济的相对地位可能会有更明显的下降，但那也是30年、40年后的事。为此，我们今天的努力，要基于长远趋势的判断，只能一方面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包括IMF份额的改革，总裁人员的选择，贷款的机制等；另一方面，必须另辟蹊径，积极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亚洲的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还应该更进一步追求亚洲各国汇率能不能尽可能稳定的机制。这包括怎么改革我们现在的外汇管理体制，怎么逐步增持黄金储备，人民币离岸市场怎么建设，资本项下怎么逐步开放等。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我们追求的目的，应该是两个。第一是尽可能形成大国之间汇率的基本稳定，为中国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我们要什么？要尽可能地让自己的人民币逐步地“走出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减轻美元这样一种主体国际货币对中国发展的长期的负面影响，才能抵御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迟缓对中国带来的不利因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很多很多，我想来想去，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做到心中有数，不断准备。

第三，应该加快亚洲区域内的经济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亚洲经济在世界中的分量肯定是越来越大，而亚洲区内各国的高储蓄率本身已能够支撑亚洲经济的高增长，关键就是亚洲的金融体系不完善。所以，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有时候可以以暂时的妥协和让步，来争取更大的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第四，抓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这是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环节，也是鉴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艰难和中国利益追求的需要。因为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这是方向，中短期内不可能马上完全放开，为此，就要有资本项下管制作为配合。某种意义上讲，资本流动管制政策是汇率政策的一部分。

    首先，要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措施先让人民币“走出去”。其次，人民币出去之后，要让香港自身形成一个用人民币计价，用人民币结算，用人民币存款、贷款、进行资产投资的体系，一句话，要让人民币在香港形成一个能自身循环的“流”，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圈”，在离岸“玩起来”。第三，外国投资者、外国居民之所以愿意拿人民币，都是因为看好中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应该很策略地让外国人能够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他才愿意拿。那就涉及人民币在外面“玩起来”的同时，要有一定的、有控制的渠道，让人民币又能够进来，做我们境内的股票、债券，做我们境内其他金融资产业务，包括银行同业拆借等。如何有控制？技术政策上要建立“外汇人民币”账户，以区别于境内普通的人民币。这样，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才好掌握。

第五，黄金储备管理体制要抓紧改革，要松绑。逐渐增加中国官方黄金储备，应该是中国崛起的长期的战略方针，不能疏忽，要长期坚持。在增持官方外汇储备的同时，应该鼓励“藏金于民”，让中国的老百姓，让中国的企业手上持有更多的黄金，这不用怕。因此现在政策上不应是去管制他们，而是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去收购、投资金矿，收购、投资和黄金相关的企业，经营国际上的黄金交易。

第六，研究金融对外开放，首先必须研究金融对内开放。现在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相比对外开放，对内开放远远不够。

    一是我们应该以2020年为界，倒计时，计划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时间，基本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太多，我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金融的市场化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民营资本想投资一个金融机构，投哪个金融机构都不让投，为什么？都应该让投。金融机构准入在国内应充分的市场化，而对外国资本，对外国战略投资者，倒应仍然坚持有限制的原则。对于金融机构的准入，现在有关监管部门有点害怕，害怕一旦机构破产了，风险老百姓不担，最后还是政府埋单。所以，这就要研究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

    二是要继续改善政策性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保留这个政策性体系，道理不多说。在保留这个体系中要分清：政策性银行可以搞股份制，但未必要上市。国开行为什么要上市？我始终没想通。可以搞股份制，但是未必要吸引海外战略投资者，这不是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以不以盈利为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允许它亏损，同样要加强监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是要处理好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党企关系”，真正完善金融企业的治理体系。我们金融机构的运行已慢慢在向国际先进做法靠拢。经营人员全部实行市场化招聘，是合同制的，“旱涝不保收”，就是要拿高工资就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取消中管干部的待遇。只要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就根本不愁中国的银行体系竞争不过外国的银行体系，现在就是因为“党企关系”不明确，很多问题揉在里面根本不好解决。

     第七，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在进一步崛起，你的崛起必然会“踩到人家的脚”，因此面对的是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的国际金融经济环境，此时中国金融决策和协调机制显得更为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我说要解决并不意味“一行三会”中的“三会”又合并。

更多分析敬请关注我的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东方出版社 2012年11月出版

相关阅读：

《十问中国金融未来》（国家金融战略下的个人投资选择是什么？谁来为人民币“出海”保驾护航？）

《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国金融未来十年走怎样的道路，既有利中国，也有利世界？）